我感劍幸運的是,美同人對於中國和中國歷史懷有極大的興趣。同樣地,中國的普通百姓和學者也關心關圍人如何理解中國的歷史。在我的學習和研究中國歷史的生涯里,許多中國人幫助我學習講中文,閱讀古漢語,幫我尋找資料,當然最困難的是幫我理解那些原始資料。
我的第一堂巾幽歷史課,是在上高中的時候。當時我們高中一位最優秀的老師,在暑假進修了東亞歷史的研究生課程后,來給我們畢業班開設中國和日本的歷史課。那門課極為精彩迷人,不過也其難無比。有一個月的時間,我走到哪里都揣着一張紙片,上面寫有洪秀全名字的拼音。專心致志地學習,我就能記住如何拼寫一個外國人的全名。
在學中文之前,我就已經迷上了中國的繪畫和文物。記得高中的最后一年(1974—1975年),華盛頓的國家美術館舉辦了首次大型的中國出土文物展覽。我在展覽館中徘徊幾個小時,為展品的數最和精美深感震撼。我對一尊秦代的陶上女性坐像反復觀摩,心巾實在卜分好奇。我的這本書也把藝術作為史料,因為藝術很直接。
多年前我從耶魯大學休學術假,住在北京,開始了本書的起草寫作。幾個星期里我全家的作息也因為我在家寫作而作調整。正如我未滿兩歲的小女兒克萊爾說:「娟、姐坐校車,爸爸坐出租,媽媽坐在家工作。」當我在琢磨如何婉拒鄰居的邀請時,剛滿五歲的大女兒莉迪亞直截了當地對人說:「我媽媽正在寫一本書,我們下午四點以前不空!」我丈夫傑姆對我支持是多方面的,尤其是鼓勵我寫一本能引起大眾興趣的歷史書。
北京大學中世紀研究中心的幾位老朋友和同行鄧小南、李孝聰、榮新江、臧健等,對我提供了資料上的幫助並解答我的問題。李孝聰最近告訴我,外國人對中國歷史的研究,與中國國內對中國史的研究完全是兩個領域。外國人提的問題不同,並用非傳統的方法來回答問題。
本書是根據我在耶魯開設的《中國古代史》基礎課的講稿修改而成的。我的學生多數不懂中文,也未學過中國史。他們或許聽說過孔子、馬可·波羅,如此而已。我的目的是讓他們知道中國漫長歷史的梗概,並不要求記住許多細節。除了這本教材,我也布置學生閱讀翻譯的原始資料(中國讀者們可能會驚訝眾多的中文書籍已經被譯成英文,而且常常被多次翻譯)。學生在課程開始學習儒家、道教及佛教的基本主張(分別在第2—5章中介紹)。到學期末,他們能解釋明代的《十誡》中哪一條為什麼最難以接受(見第10章)。
本書的最后定稿得益於來自學生、助教以及許多大學同行的意見和建議。我要特別感謝西雅圖大學梁侃和南京大學鄒勁風,放下他們自己的研究,找時間把本書翻譯成中文。翻譯花費了比他們預計的時間長得多(兩年多時間)。在此其間鄒教授生了孩子,可是她仍然堅持翻譯不輟。
本書強調,我們對過去的認識是如何取決於近些年來的考古發現,而且這種認識的變化又是那麼迅速。我尤其要感謝博學的吳百益教授。吳教授仔細地閱讀了最后的書稿,並指出了很多錯誤。當然,我知道現在書中還存在不少錯誤,也希望中國的讀者能寫信到耶魯給我指正。吳教授在讀完書稿后給我寫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把書籍比喻為軍事要塞,學術專著就如同城牆內的城市,建立在堅實的研究基礎之上。相反這本書稿,他機智地指出,則是建立在大量他人研究的成果之上,就如同敞開的院子,可以受到從任何角度來的攻擊。對我來說,之所以要寫一部涵蓋三千年的歷史書的一個理由,是因為有必要把某一特定時期我們的知識狀態記錄下來.我們完全知道,在這迅速發展的領域,書中所說的很多內容或許很快會受到挑戰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