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和民主

本書以演講的形式在1970年首次出版。在此無需贅述它所歷經的變遷，厚實的資歷使它幾乎從一開始就成為收藏家關注的對象。我很高興地看到芝加哥大學出版社現在將它重新出版(並且制定了合理的價格)，這使我可以不再充當最后出借人。對於這本書的銷售事務我沒有遺憾，在八年中我第一次有望在出席學術會議時，不會有人不時地借機抱怨：把這本書指定為某門課程的教科書困難重重。

盡管《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和民主》並不完全是學術出版物，但是它已經被許多專著和論文廣為引用，原版的頁碼索引在這一版中依然保持不變，因為這本書在重印時未作修改。除了這份序言替代了原有的序言之外，第65頁被印刷者弄混了的幾行字被改正了過來，以及第189一190頁原參考文獻也被一份新的后記所取代。

然而，后來的發展要求對本書作出大量的修改，因此我本不應該同意這本書原封不動地重印出來。但是，經過長時間的仔細思考之后，我認為，如果讓我今天來寫這本書，我仍然會使用完全一樣的「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的經典著作。

判定一種思想的死亡總是充滿着危險，即使它在長時期內毫無生命力，但是我預言，我們已經分清了政治科學中「社會學家」的終極含義。我當然不能聲明我個人對「社會學」路徑的轉移負責。相反,我認為應該發生的事情是，其他人也應該討論明顯不周密的邏輯和沒有說服力的論斷，並去發現這種迂回和空洞路徑的深層次問題。

當然，這並不是說成為帕森斯「行動參照系」一部分的所有想法都已經被拋棄。事實遠非如此：馬克斯·韋伯的體系從未站在更高的層次上去討論問題。甚至有人假設，他真正的精神高度要在英美社會科學家中被承認，其條件是他要汲取帕森斯的假設成分。這似乎並不成立，因為在任何時候談到政治學時，說的都是塗爾干提出的並被帕森斯精細化的思想，也就是說，解釋社會某些特征的方式就是展示它如何與社會其他方面相互作用進而形成一個發揮作用的整體，而不是探討它產生的方式，或者人們維持這種狀況的因由。

「經濟學」路徑的情形則與此完全不同。它在定量和定性方面的研究已經高度成熟。美國公共選擇學會的會員數迅速增加，歐洲也已經出現了類似的團體。集體行動和選舉中代表或政黨的選擇是本書探討的兩個主要領域，在這兩個領域中，對討論的模式已經進行了大量的提煉和擴展。盡管本書從技巧上看非常有趣，但唐斯和奧爾森的著作仍然是最好的起點，並且我相信，「經濟學」路徑的運用及其局限性等所有重要問題都可以通過對它們的分析而被提出。如果說有必要的話，我想談的只有一本后來出版的著作，那就是阿爾伯特·赫希曼的《退出、呼吁與忠誠》(AlbertHirschman，Exit，Voice，andLoy—alty，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0)。 赫希曼試圖把忠誠的概念納入「經濟學」框架之中，我認為，這確實提出了一些有趣的觀點。赫希曼的著作與這里討論的主題密切相關，我已經就此寫過一個長篇評論：「《退出、呼吁與忠誠》的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