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家與祭祀》中,子安宣邦“作為思想史家”展開了自己的政治神學批判。“作為思想史家”——這是一種身份的界定同時也是方法的界定。“作為思想史家”展開批判,就是在縱向的日本思想史脈絡之中展開批判。于是,靖國神社問題被追溯到作為“天皇制國家日本之大祠”的伊勢神宮,並且被置于十九世紀水戶學經典《新論》的延長線上來認識。戰後由美國主導制訂的、規定著和平憲法政教分離原則的《神道指令》也被置于與“歷史再認識論”的關聯之中重新認識。“作為思想史家”的論證方法,也就是子安式知識考古學方法。在本書中,他把知識考古學方法與文本(語言文本以及被文本化的歷史事件)細讀結合在一起。例如,第二章通過對相關史料的解讀展示了伊勢神宮被“制造”出來的過程,第七章則通過對參與《神道指令》起草工作的美國人伍達德論文的正本清源式細讀,揭露了“歷史再認識論”者為了恢復國家神道的地位對于伍達德論文的斷章取義,並闡述了“政教一致”與“祭政一致”二者的關系。子安宣邦的此類批判所呈現出來的是日本政治神學的生成過程與實踐形式,《國家與祭祀》是一部將學術性與現實批判性進行了完美結合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