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小說發展研究︰以人物描寫為中心

張勇博士的這篇論文在我國也許是一種對于中國小說史的新的研究，盡管某些人也會斥之為滯後；但我想，這多少能引起若干鄭重的思考。

在幾十年的漫長時間里，對我國古代小說的即使是認真的研究；也往往滿足于闡述其反映現實的廣度和深度；而且，雖然是以現實主義相標榜，但對于當時被視為現實主義的經典定義的“除了細節的真實之外，還必須表現出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這一原則的理解也未必符合原意，以致像盧卡契這樣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現實主義的杰出的關學家及其在中國的同道胡風都被編入了修正主義甚或反革命的行列；至于文學的個性化，當然更被視為洪水猛獸。在這樣的情況下，對小說史的研究作出了貢獻的，乃是考據性的工作；雖然也曾被批判為“煩瑣考證”，但總還有其活動空間。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方針的指引下，學術界逐漸地恢復了生氣與活力。但也不可否認，至少在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方面，曾一度產生過迷惘，這之後才進入了轉型的階段。然而，轉型又談何容易?因而不免舉步維艱。 照我的理解，中國古代文學既然屬于文學的範疇，自應具有文學的特性。這種特性就本質上來說，應是世界各國文學所共同的；所謂民族特色，乃是此一特性在各個民族文學里的不同表現形式。至于發展的遲速，其實並不屬于民族特色的範疇。例如，有一個國家的文學發展較快，因而出現了若干新的特征；在另一個文學發展較慢的國家中，這些特征是不可能迅即出現的，但也不能視之為違背了自己的民族，陸的東西而加以排斥，因為過了若干年以後，這些東西在自己國家的文學里也就屢見不鮮了。 也正因此，以我們所已知的文學的特性為視角，來考察中國小說和文學的其他門類的發展過程乃是一個必不可少的工作。當然，我們應在先有了對中國許多小說的個案研究之後才來作中國小說的總體發展過程的考察，但在作了這樣的考察之後回過頭來再看以前的個案研究，就可以也必然要作出種種補正，而這又會引起對總體發展過程的理解的修改與充實。如此不斷反復，直到我們對文學的特性又有了新的認識，于是再開始新的一輪的探討。

說到今天的對文學特性的認識，那也甚為紛紜，難以——也不應該——一致。我的看法是︰文學是感情的表現，即使是敘事之作，也只是以所敘之事來表現作者的感情。因此，文學一方面隨著人性的發展而發展，另一方面則取決于形式的演變。就前者而言，感情——真實而非虛假的感情—一一乃是人性的體現，而人性是處于不斷的演進之中的。從馬克思的“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後要研究每個時代歷史地發生了變化的人的本性”的論述中，可知每個時代的人性，既體現了人的一般本性，也體現了那個時代的“歷史地發生了變化的人的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