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試圖通過對山東運河流域文化的研究,闡述齊魯文化的發展和變遷歷史。在本課題研究的過程中,吸收了前人的大量研究成果,文中均作了注釋和說明。也借用了前人發現和整理的史料,同時也使用了大量前人未曾發現整理的新資料。元代以后,在開挖修治山東運河的過程中,不少有見識的官員學者潛心研究、實地勘察,探求總結治河的經驗教訓,留下了大量與修治運河有關的著作,僅流傳至今的就有30余種,它真實地記錄了運河的歷史過程。歷代的各種史書、地方志中也有大量與運河有關的史料記述。所有這些,都為我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基本的資料。
此外,我們還下功夫搜尋了元代以來的文人筆記、通俗小說及詩歌文集中的有關材料,走遍了山東運河沿岸的大小城鎮,考察了古運河的工程遺跡及沿運文化古跡,搜集到一批極有價值的實物、碑刻資料,進行了田野調查,獲取了不少口述史料。這些資料的使用,使本書的內容更為新穎充實,也為后續的研究提供了可資利用的新材料。
目錄
總序
前言
第一章 山東運河的變遷
一、東周至元代的山東運河
(一)春秋戰國:菏水與汲水
(二)秦漢魏晉:汴水與桓公溝
(三)隋唐時期:永濟渠-
(四)宋金時期:御河與廣濟河
(五)元代:濟州河與會通河
二、明代的山東運河
(一)明代運河的暢通
(二)明代運河的修治
(三)明代運河的工程管理
三、清代及民國時期的山東運河
(一)清代運河的修治與管理
(二)黃河改道北徙與運河的衰敗
(三)民國時期運河的殘破
第二章 運河漕運與漕運文化
一、山東運河沿岸的水次倉
(一)明代水次倉的設置
(二)明代水次倉的管理
(三)清代水次倉的管理
二、山東運河的漕糧運輸
(一)明代漕運
(二)清代漕運
(三)漕運的影響
三、漕船夾帶與南北貿易
(一)漕船夾帶
(二)商船的南北貿易
第三章 運河城鎮及文化特色
一、臨清和濟寧
(一)臨清
(二)濟寧
二、聊城、德州和張秋
(一)聊城
(二)德州
(三)張秋鎮
三、其他小城鎮
第四章 商人商幫與商業文化
一、山東運河區域的商路和商業網絡
(一)水路、陸路交通網
(二)以運河城市為中心的商業網絡
二、活躍於山東運河城鄉的各地商人
(一)各地商人在運河區域的分布
(二)各地商人經營的主要行業
(三)各地商人的經營特點
(四)商業活動對山東運河區域的影響
三、遍布山東運河城鄉的商人會館
(一)商人會館的分布
(二)商業會館的文化特色
第五章 文風昌盛與文化交流
一、山東運河區域的書院與科舉
(一)書院教育
(二)科舉及登科人員的分布
二、海源閣與其他藏書家
(一)海源閣藏書的來源
(二)海源閣藏書的散佚
(三)其他藏書家
三、聊城山陝會館戲樓墨記與區域戲劇文化交流
(一)墨記所見之戲班與劇目
(二)戲班來源與戲劇種類
第六章 山東運河區域的民間宗教和民間信仰
一、民間宗教
(一)明代的民間宗教
(二)清代的民間宗教
二、民問信仰
(一)金龍四大王崇拜的形成和傳播
(二)天妃信仰的北上傳播
(三)關帝崇拜的泛濫
第七章 山東運河城鄉的民風與風俗
一、重商、競奢與僭越之風
(一)「民競刀錐,趨末者眾」
(二)「舟車輳集,民習奢華」
(三)、「違禮越制」
二、嗜酒與尚武-
(一)善釀傳統和善飲之風
(二)使酒任俠與剛武尚義
三、山東運河城鄉風俗變遷的社會原因
第八章 山東運河與中外經濟文化交流
一、山東運河與東南亞各國的朝貢貿易
二、日本勘合使團在山東運河區域的活動
(一)山東運河與明代中日勘合貿易
(二)《初渡集》《再渡集》所記山東運河及沿線名勝古跡
(三)《初渡集》《再渡集》所記山東運河沿線風物特產及商業貿易
三、朝鮮漂流者筆下的山東運河文化風情
(一)明代的中朝貢使貿易
(二)《漂海錄》對山東運河的記述
(三)《漂海錄》對中國南北文化差異的評述
四、西方商旅和傳教士在山東運河區域的活動
(一)《馬可波羅游記》中的山東運河城市
(二)利瑪竇的山東運河航行經歷
前言
第一章 山東運河的變遷
一、東周至元代的山東運河
(一)春秋戰國:菏水與汲水
(二)秦漢魏晉:汴水與桓公溝
(三)隋唐時期:永濟渠-
(四)宋金時期:御河與廣濟河
(五)元代:濟州河與會通河
二、明代的山東運河
(一)明代運河的暢通
(二)明代運河的修治
(三)明代運河的工程管理
三、清代及民國時期的山東運河
(一)清代運河的修治與管理
(二)黃河改道北徙與運河的衰敗
(三)民國時期運河的殘破
第二章 運河漕運與漕運文化
一、山東運河沿岸的水次倉
(一)明代水次倉的設置
(二)明代水次倉的管理
(三)清代水次倉的管理
二、山東運河的漕糧運輸
(一)明代漕運
(二)清代漕運
(三)漕運的影響
三、漕船夾帶與南北貿易
(一)漕船夾帶
(二)商船的南北貿易
第三章 運河城鎮及文化特色
一、臨清和濟寧
(一)臨清
(二)濟寧
二、聊城、德州和張秋
(一)聊城
(二)德州
(三)張秋鎮
三、其他小城鎮
第四章 商人商幫與商業文化
一、山東運河區域的商路和商業網絡
(一)水路、陸路交通網
(二)以運河城市為中心的商業網絡
二、活躍於山東運河城鄉的各地商人
(一)各地商人在運河區域的分布
(二)各地商人經營的主要行業
(三)各地商人的經營特點
(四)商業活動對山東運河區域的影響
三、遍布山東運河城鄉的商人會館
(一)商人會館的分布
(二)商業會館的文化特色
第五章 文風昌盛與文化交流
一、山東運河區域的書院與科舉
(一)書院教育
(二)科舉及登科人員的分布
二、海源閣與其他藏書家
(一)海源閣藏書的來源
(二)海源閣藏書的散佚
(三)其他藏書家
三、聊城山陝會館戲樓墨記與區域戲劇文化交流
(一)墨記所見之戲班與劇目
(二)戲班來源與戲劇種類
第六章 山東運河區域的民間宗教和民間信仰
一、民間宗教
(一)明代的民間宗教
(二)清代的民間宗教
二、民問信仰
(一)金龍四大王崇拜的形成和傳播
(二)天妃信仰的北上傳播
(三)關帝崇拜的泛濫
第七章 山東運河城鄉的民風與風俗
一、重商、競奢與僭越之風
(一)「民競刀錐,趨末者眾」
(二)「舟車輳集,民習奢華」
(三)、「違禮越制」
二、嗜酒與尚武-
(一)善釀傳統和善飲之風
(二)使酒任俠與剛武尚義
三、山東運河城鄉風俗變遷的社會原因
第八章 山東運河與中外經濟文化交流
一、山東運河與東南亞各國的朝貢貿易
二、日本勘合使團在山東運河區域的活動
(一)山東運河與明代中日勘合貿易
(二)《初渡集》《再渡集》所記山東運河及沿線名勝古跡
(三)《初渡集》《再渡集》所記山東運河沿線風物特產及商業貿易
三、朝鮮漂流者筆下的山東運河文化風情
(一)明代的中朝貢使貿易
(二)《漂海錄》對山東運河的記述
(三)《漂海錄》對中國南北文化差異的評述
四、西方商旅和傳教士在山東運河區域的活動
(一)《馬可波羅游記》中的山東運河城市
(二)利瑪竇的山東運河航行經歷
序
齊魯文化是特定歷史時期、特定地域的地域文化。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傳統文化發展、繁榮的第一個高峰期,是后來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之思想理論精髓的形成、發展期,是一個呼喚歷史文化巨人且歷史文化巨人輩出的偉大時代。這些歷史文化巨人基本都集中於當時的齊魯兩國,其思想理論成果不僅全面總結繼承了此前三千年中國社會的文明文化成就,而且成為此后二千余年來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和源頭。從這個意義上說,齊魯文化雖然不能等同於中國傳統文文化,但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源頭在齊魯文化,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主體出自於齊魯文化。加強對齊魯文化的研究,對於全面把握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理論體系及其特點,認識中國傳統文化的歷史走向和發展規律,評價中國傳統文化的歷史作用和現實價值,有着十分重要的意義。
我國思想學術界歷來十分重視對齊魯文化的研究。所謂子學時代和經學時代,貫穿於春秋戰國和秦以來的整個中國封建社會。但是,將齊魯文化作為一個文化系統來進行研究,則是始自改革開放以后的20世紀80年代后期。十余年來,齊魯文化研究日趨深入,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面對新時期繼承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繁榮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神聖歷史使命,我們要認真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緊緊圍繞齊魯文化研究中的一些重大理論問題,進行積極探索,力求通過爭鳴取得更多的共識,推動齊魯文化研究進一步向縱深發展。
一、齊魯文化產生的背景
關於齊魯文化產生的背景,專家學者們從不同的側面、角度和層次作過許多精辟的闡述。比如,通過對古山東地區的地理環境、燦爛文化尤其是東夷文化、古史神話傳說的研究,追尋齊文化和魯文化賴以產生的地域地理條件和文化人文條件;通過對齊魯兩國與西周王朝的關系、兩國的地域地理條件以及由此導致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的差異、兩國國君治國理念和方針政策的差異的研究,探討了齊文化、魯文化的產生、發展以及各自的不同特點;通過對周公、姜尚、管仲、晏嬰、孔子、孫武等重要歷史人物的研究,探討他們對齊文化和魯文化發展所做出的卓越貢獻以及對兩國文化走向所產生的重大影響,等等。這些研究成果,比較充分地說明了齊文化和魯文化賴以產生的政治、經濟、文化、地理乃至民風民俗方面的背景,展現了齊魯文化作為特定歷史時期、特定地域范圍產生的地域文化的鮮明特征。
但是,現有的這些研究成果,還不能全面深刻地把握齊魯文化產生發展的社會歷史文化背景,繼而對這種背景下出現的特殊文化現象做出科學的解釋。任何一種思想文化的產生,既是歷史的產物,更是時代的產物;任何一種歷史文化巨人都是時代思潮的代表,既不可能割斷與歷史文化的聯系,更不可能脫離社會現實而獨立存在。這是思想文化產生和發展的一般規律,古今中外,莫不如此。齊魯文化之所以能夠有異於或者說超越於同時期的其他地域文化,正是因為它深深植根於我國悠久的文化傳統,順應了當時中國社會發展和文化思潮的洪流。
首先,要從此前三千年中國社會發展史和文化傳統中,探尋齊魯文化產生的社會歷史文化背景。文化的產生發展是一個不斷積累進步的歷史過程。齊魯文化與此前中國的文化傳統尤其是西周文化有着密切的傳承關系。孔子說「禮」,認為殷對夏、西周對殷皆有所「損益」。他本人於春秋末對周禮也有所「損益」。所謂「損」,就是拋棄不合時宜的成份;所謂「益」,就是繼承和創新。孔子一生「據魯」、「親周」、「故殷」,整理「六經」,其主要貢獻就是直承中國悠久傳統尤其是西周文化傳統,並有所「損益」,從而創立了自己的思想文化體系和儒家學派。只有放眼此前三千年,從歷史文化的傳承上觀察齊魯文化,才能追根溯源,深刻認識齊魯文化產生發展的歷史脈絡和深遠背景。
其次,要從春秋文化思潮的形成與發展中探尋齊魯文化產生的現實社會文化背景。春秋戰國是中國歷史上大變革大發展大轉折的重要時期。一方面,它是「禮崩樂壞」的時代。隨着西周王朝的衰徽,傳統的宗法等級專制政體失去效能,周王對各諸侯國、對整個社會的控制能力大大削弱,五霸迭起,戰亂不止,社會秩序大亂,即司馬迂所說的「春秋之后,陪臣秉政,強國相王」(《史記·太史公自序》)。另一方面,它又是思想大解放的時代。隨着社會生產力的發畏,傳統的意識形態和文化傳統日益成為社會發展前進的羈絆,社會各階層中的先進人士不斷沖破傳統觀念的束縛,從哲學、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不同領域和不同角度發表各自的見解。這些新思想新觀點在全社會不斷滲透、擴展,逐步形成了體現時代精神的文化思潮。春秋文化思潮的涌起可視為一場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當然是不徹底的),它猛烈沖擊着傳統的宗法等級專制統治秩序和思想意識形態,為齊魯文化的產生發展開辟了道路,提供了豐富的理論文化營養,創造了生動活躍的社會環境。
因此,齊魯文化既是對此前中國三千年文化傳統有所「損益」的成果,又是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社會發展演變的必然結晶。只有以寬闊的胸懷和視野,從歷史與時代的結合上審視齊魯文化,我們對它產生發展的社會歷史文化背景才能達到一個新的高度。
……
我國思想學術界歷來十分重視對齊魯文化的研究。所謂子學時代和經學時代,貫穿於春秋戰國和秦以來的整個中國封建社會。但是,將齊魯文化作為一個文化系統來進行研究,則是始自改革開放以后的20世紀80年代后期。十余年來,齊魯文化研究日趨深入,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面對新時期繼承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繁榮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神聖歷史使命,我們要認真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緊緊圍繞齊魯文化研究中的一些重大理論問題,進行積極探索,力求通過爭鳴取得更多的共識,推動齊魯文化研究進一步向縱深發展。
一、齊魯文化產生的背景
關於齊魯文化產生的背景,專家學者們從不同的側面、角度和層次作過許多精辟的闡述。比如,通過對古山東地區的地理環境、燦爛文化尤其是東夷文化、古史神話傳說的研究,追尋齊文化和魯文化賴以產生的地域地理條件和文化人文條件;通過對齊魯兩國與西周王朝的關系、兩國的地域地理條件以及由此導致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的差異、兩國國君治國理念和方針政策的差異的研究,探討了齊文化、魯文化的產生、發展以及各自的不同特點;通過對周公、姜尚、管仲、晏嬰、孔子、孫武等重要歷史人物的研究,探討他們對齊文化和魯文化發展所做出的卓越貢獻以及對兩國文化走向所產生的重大影響,等等。這些研究成果,比較充分地說明了齊文化和魯文化賴以產生的政治、經濟、文化、地理乃至民風民俗方面的背景,展現了齊魯文化作為特定歷史時期、特定地域范圍產生的地域文化的鮮明特征。
但是,現有的這些研究成果,還不能全面深刻地把握齊魯文化產生發展的社會歷史文化背景,繼而對這種背景下出現的特殊文化現象做出科學的解釋。任何一種思想文化的產生,既是歷史的產物,更是時代的產物;任何一種歷史文化巨人都是時代思潮的代表,既不可能割斷與歷史文化的聯系,更不可能脫離社會現實而獨立存在。這是思想文化產生和發展的一般規律,古今中外,莫不如此。齊魯文化之所以能夠有異於或者說超越於同時期的其他地域文化,正是因為它深深植根於我國悠久的文化傳統,順應了當時中國社會發展和文化思潮的洪流。
首先,要從此前三千年中國社會發展史和文化傳統中,探尋齊魯文化產生的社會歷史文化背景。文化的產生發展是一個不斷積累進步的歷史過程。齊魯文化與此前中國的文化傳統尤其是西周文化有着密切的傳承關系。孔子說「禮」,認為殷對夏、西周對殷皆有所「損益」。他本人於春秋末對周禮也有所「損益」。所謂「損」,就是拋棄不合時宜的成份;所謂「益」,就是繼承和創新。孔子一生「據魯」、「親周」、「故殷」,整理「六經」,其主要貢獻就是直承中國悠久傳統尤其是西周文化傳統,並有所「損益」,從而創立了自己的思想文化體系和儒家學派。只有放眼此前三千年,從歷史文化的傳承上觀察齊魯文化,才能追根溯源,深刻認識齊魯文化產生發展的歷史脈絡和深遠背景。
其次,要從春秋文化思潮的形成與發展中探尋齊魯文化產生的現實社會文化背景。春秋戰國是中國歷史上大變革大發展大轉折的重要時期。一方面,它是「禮崩樂壞」的時代。隨着西周王朝的衰徽,傳統的宗法等級專制政體失去效能,周王對各諸侯國、對整個社會的控制能力大大削弱,五霸迭起,戰亂不止,社會秩序大亂,即司馬迂所說的「春秋之后,陪臣秉政,強國相王」(《史記·太史公自序》)。另一方面,它又是思想大解放的時代。隨着社會生產力的發畏,傳統的意識形態和文化傳統日益成為社會發展前進的羈絆,社會各階層中的先進人士不斷沖破傳統觀念的束縛,從哲學、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不同領域和不同角度發表各自的見解。這些新思想新觀點在全社會不斷滲透、擴展,逐步形成了體現時代精神的文化思潮。春秋文化思潮的涌起可視為一場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當然是不徹底的),它猛烈沖擊着傳統的宗法等級專制統治秩序和思想意識形態,為齊魯文化的產生發展開辟了道路,提供了豐富的理論文化營養,創造了生動活躍的社會環境。
因此,齊魯文化既是對此前中國三千年文化傳統有所「損益」的成果,又是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社會發展演變的必然結晶。只有以寬闊的胸懷和視野,從歷史與時代的結合上審視齊魯文化,我們對它產生發展的社會歷史文化背景才能達到一個新的高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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