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伯林的自由觀

編選說明
1文獻題錄與導論
1、伊恩•卡特︰自由的概念
2、戴維•米勒︰《自由讀本》導言

2自由、欲求與約束
3、J•P•戴︰論自由與真實的意願
4、斯坦利•本、W•溫斯坦︰行動自由與自由的人
5、希勒爾•斯坦納︰個人自由
6、戴維•米勒︰對自由的約束
7、理查德•阿尼森︰自由與欲求

3 積極自由的澄清與辯護
8、T•H•格林︰論自由主義立法與契約自由
9、C•B•麥克弗森︰伯林關于自由的區分
10、查爾斯•泰勒︰消極自由有什麼錯
11、約翰•克里斯曼︰自由主義與個人的積極自由

4自由與平等
12、G•A•柯亨︰資本主義、自由與無產階級
13、杰•納維森︰平等vs.自由︰自由勝出
14、史蒂文•盧克斯︰平等與自由︰兩者必定相互沖突嗎？

4自由的價值與度量
15、伊恩•卡特︰自由的獨立價值
16、費利克斯•奧本海姆︰社會自由及其參數

5共和主義自由及其批評
17、昆廷•斯金納︰國家與公民的自由
18、菲利普•佩迪特︰行動自由與選擇自由
19、馬修•克雷默︰作為規範狀態的自由與作為身體事實的自由

附錄︰《自由︰哲學文選》選目
作者簡介

作為可以追溯到17世紀的“古代人與現代人之爭”的產物，現代性從它肇端的那天起就注定了並不是一種單數的存在。正如啟蒙運動是一種復數的存在，作為現代性之政治表述的自由主義也可以被區分為英國自由主義、法國自由主義、德國自由主義，如此等等。這種“道術為天下裂”的原因不但應當到諸如文化傳統、地理環境等方面去尋找，更應當用現代性規範論證的基本結構來說明。德國哲學家漢斯‧布盧門貝格關于現代性的經典定義最好地闡明了這一點，按照他的洞見，現代性包含自我奠基和自我肯定兩個維度。從表面上看，自我奠基是一種理論關切．自我肯定則是一種實踐關切，但實際上它們只不過是作為“規範的唯一來源”的主體性原則在兩個不同層面上的體現。更為重要的是。“向自身內部尋求規範”和“反思能力運用于自身”(哈貝馬斯語)的結果是︰笛卡爾的自明原則是一種自我奠基，孔德的實證精神同樣是一種自我奠基；霍布斯和洛克的“自我所有”是一種自我肯定，叔本華和尼采的意志主義也同樣是一種自我肯定。于是就有所謂現代早期和現代晚期之說，斯特勞斯則有著名的現代性三波之論，而現代性沖動中潛在的虛無主義傾向更是悖謬性地成了滋生後現代犬儒主義的沃土。

無論就西方政治哲學還是中文政治哲學的語境而論。以斯特勞斯為代表的新保守主義浪潮的最大貢獻都在于使人們重新認識到。“古代人與現代人之爭”並沒有隨著政治現代性的崛起而壽終正寢或偃旗息鼓，而是內化到了後者的基本結構之中．並成為現代性政治論辯的基本視域。但問題在于．並不是只有斯特勞斯主義者有見于此，毋寧說，這種認識應當是現代性的任何堪稱健全的自我展開和自我認知的題中應有之義。現代政治哲學中洛克傳統和盧梭傳統的分野與爭雄即其顯例。而新保守主義者極力詬病乃至于輕薄譏誚的羅爾斯的正義論之所以能夠撥動西方智識人的心弦，觸動他們的神經，並不僅僅在于它在公共政策層面上為當時流行的福利國家模式提供了表面化的理論論證，而在于敢于直面西方現代性內部自由價值與平等價值之間的內在沖突和緊張，並通過發展和提高康德式契約論的論證水平，調和與綜合洛克和盧梭的政治遺產。而哈貝馬斯更是在與形形色色的後現代主義奮爭多年之後，最終把現代性規範內涵之錨泊定在它的政治維度上。具體來說，商議性政治觀基于盧梭和康德關于公域自主和私域自主同宗同源、共為基原的直覺，試圖通過闡明人民主權和人權之間、民主和法治之間、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之間的內在概念聯系把自由民主的實踐激進化，從而揚棄作為現代性之政治表述的自由主義和作為西方最古老的政治傳統的共和主義這兩種互競的政治哲學範式之間的時代錯亂的抽象對立，實現自由與歸屬的平衡與和解。

因此，如果說自由和民主是政治哲學的兩個最基本概念，那麼自由與民主的二元性和內在張力就既是政治現代性區別于古代政治的根本標志，也是政治現代性的動力機制。自由與民主之間的二元性又進一步體現為自由內部的二元性即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以及民主內部的二元性，即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但是，無論是政治現代性內部的洛克傳統和盧梭傳統的對峙，還是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或共和主義的論戰，都沒有越出以上諸種二元性的概念樊籬。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當代西方政治哲學中出現了第三種自由概念和民主模式。這種同樣以復數形式出現和存在的概念和模式試圖突破傳統自由主義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正當與善、國家與社會甚至民族國家與世界主義的二元區分，提出了使得政治哲學能夠更為充分地應對文化多元和道德沖突的嚴峻事實的新思路。毫無疑問，無論從哪個角度和哪種立場看，中文政治哲學的成長和構建都不能自外于這一脈動中的大潮。我們必須立足于自身的傳統，從中國社會轉型的情境需要和問題意識出發，在重新審視自由和民主概念的基礎上，把批判性的視野進一步伸展到平等觀念、公民德性理想、分配正義模式以及國家的中立性和文化的理想等更為廣闊的論域中去，如此才能為中文政治哲學的成熟形態乃至于中華民族的政治成熟提供豐富的滋養和堅實的根基。

要達成這一目標，我們不但需要清除理論認識上的重大誤區，更需要腳踏實地的艱苦工作。我們一方面要避免聞新保守主義之風而動，輕率地無視和否定西方主流現代性政治哲學之與當代中國語境的相關性，這顯然是因為，如果說在哈貝馬斯所言說的語境中，現代性尚且是一個“未完成的謀劃”，那麼在“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當代中國則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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