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一部關于西晉文學研究的實用專著,內容涉及西晉政治與士風、西晉士風與詩歌、“二十四友”集團研究、“二十四友”集團作家個論幾個部分,適合古代文學研究人員參考學習。
長期以來對于西晉詩歌的研究已經取得了許多成就,但是也存在著很多的問題,突出的有三點,即︰長期以來對于西晉詩歌特殊意義的認識不足;總體研究相對薄弱;有許多關鍵性的問題從說紛紜,亟待澄清。因此,本書選取《西晉土風與詩歌——以“二十四友”研究為中心》為研究題目的意義,就是想這三個方面切實存在的問題。
第一,西晉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都是一個極具特殊意義的時代。
第二,西晉詩歌的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突出于面。
第三,長期以來對于西晉詩歌許多方面的材料真偽和是非評價都從說紛紜,存在很多爭議。
張愛波,女,1975午5月4日生,博士,副教授,民盟成員。1994年考入山東師範大學文學院,1998年獲文學學士學位,2001年獲文學碩士學位,同年考入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2004年獲文學博士學位,2005年申請進入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博士後流動站從事博士後研究工作,2006年任山東交通學院管理系副教授。出版專著一部《歸有光抒情散文研究》(群言出版社2005年版),編著四部,在全國核心期刊發表論文二十余篇,參與多項廳級課題,並獲得三項廳級獎項。
目錄
序
引言
第一章 西晉政治與士風
第一節 君主制與晉初儒風新變
第二節 西晉士族制度與中朝玄風
第三節 外戚專政、八王之亂與西晉中後期的浮競士風-
第二章 西晉士風與詩歌
第一節 西晉士風與四言詩
第二節 西晉士風與文人擬古樂府詩
第三節 西晉士風與五言詩
第三章 “二十四友”集團研究
第一節 “二十四友”集團的形成過程
第二節 “二十四友”集團的交游形式和創作
第三節 “二十四友”集團的性質
第四章 “二十四友”集團作家個論
第一節 石崇人格論
第二節 歐陽建論
第三節 左思與劉琨詩歌風格比較論
余 論
參考文獻
後 記
引言
第一章 西晉政治與士風
第一節 君主制與晉初儒風新變
第二節 西晉士族制度與中朝玄風
第三節 外戚專政、八王之亂與西晉中後期的浮競士風-
第二章 西晉士風與詩歌
第一節 西晉士風與四言詩
第二節 西晉士風與文人擬古樂府詩
第三節 西晉士風與五言詩
第三章 “二十四友”集團研究
第一節 “二十四友”集團的形成過程
第二節 “二十四友”集團的交游形式和創作
第三節 “二十四友”集團的性質
第四章 “二十四友”集團作家個論
第一節 石崇人格論
第二節 歐陽建論
第三節 左思與劉琨詩歌風格比較論
余 論
參考文獻
後 記
序
愛波的博士論文即將出版,請我作序。作為導師,我自然是責無旁貸,再說看到學生在學術研究的道路上有所進益,總是可喜可賀的事,故略述感想,以示勉勵之意。
相對于此前的漢魏和後來的東晉南北朝文學研究,學界對西晉文學的關注不是太多。其中緣由,固然是因為西晉一朝時間短暫,在文學創作上缺少像三曹或陶淵明那樣的大家,但更重要的恐怕還是此段時間的文學創作總體上表現出一種重形式而輕內容的傾向,長期以來一直處于被批評的狀態,因此除了陸機、左思、潘岳等數人在文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外,西晉文學似乎乏善可陳。這自然是可以理解的。在中古文學這塊天幕上,西晉文學的確缺少耀眼的星座而顯得暗淡,但這似乎不應該成為研究者乏人問津的理由。我歷來認為,文學史上某一時段學術研究價值的大小,並不一定與該時期創作成就的高下成正比。文學創作的高峰固然不乏可資總結的經驗,文學創作的低谷也應該還有必須汲取的教訓,尤其是那些處于兩峰之間的低谷,往往有進一步深入探究的必要。現在學界都傾向于承認,盡管六朝文學就其成就而言遠不及後來的唐代文學,但六朝文學的確為唐代文學的繁榮做了必要的準備。這是對一個相對較長的時段考察後形成的看法。同樣,在六朝文學這個相對較短的時段內,西晉文學也自有其特殊意義,孤立地研究某一個作家或許意義不大,但作為文學史上某一時段特有的現象,低谷何以成為低谷,這本身就是值得思考的問題。文學史研究與文學史著述應該有不同的思路和不同的敘述模式,何況即使是文學史著述,也不能僅限于描述那些名作佳篇。既然是史,它理應提供更多的東西,倘非如此,所謂“以史為鑒”,在文學史著述中又怎能真正落到實處?
正是基于上述認識,對于愛波的博士論文選題“西晉士風與詩歌”,我以為不失為一個頗具開掘價值的研究對象。從士風與詩歌創作關系的角度切入,可以使我們對西晉文學之特點及其成因有更多的了解,更可以借此考察文學創作之復雜性與多樣性,從而矯正先前一些浮淺片面的看法。
依我之見,愛波治學最突出的特點,在于對史料的深入發掘和對文本的細致解讀。這使得她在論及某些具體問題時,既能充分借鑒前賢時人研究所得,又能不為舊說所囿,而提出自己對該問題的理解。
……
相對于此前的漢魏和後來的東晉南北朝文學研究,學界對西晉文學的關注不是太多。其中緣由,固然是因為西晉一朝時間短暫,在文學創作上缺少像三曹或陶淵明那樣的大家,但更重要的恐怕還是此段時間的文學創作總體上表現出一種重形式而輕內容的傾向,長期以來一直處于被批評的狀態,因此除了陸機、左思、潘岳等數人在文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外,西晉文學似乎乏善可陳。這自然是可以理解的。在中古文學這塊天幕上,西晉文學的確缺少耀眼的星座而顯得暗淡,但這似乎不應該成為研究者乏人問津的理由。我歷來認為,文學史上某一時段學術研究價值的大小,並不一定與該時期創作成就的高下成正比。文學創作的高峰固然不乏可資總結的經驗,文學創作的低谷也應該還有必須汲取的教訓,尤其是那些處于兩峰之間的低谷,往往有進一步深入探究的必要。現在學界都傾向于承認,盡管六朝文學就其成就而言遠不及後來的唐代文學,但六朝文學的確為唐代文學的繁榮做了必要的準備。這是對一個相對較長的時段考察後形成的看法。同樣,在六朝文學這個相對較短的時段內,西晉文學也自有其特殊意義,孤立地研究某一個作家或許意義不大,但作為文學史上某一時段特有的現象,低谷何以成為低谷,這本身就是值得思考的問題。文學史研究與文學史著述應該有不同的思路和不同的敘述模式,何況即使是文學史著述,也不能僅限于描述那些名作佳篇。既然是史,它理應提供更多的東西,倘非如此,所謂“以史為鑒”,在文學史著述中又怎能真正落到實處?
正是基于上述認識,對于愛波的博士論文選題“西晉士風與詩歌”,我以為不失為一個頗具開掘價值的研究對象。從士風與詩歌創作關系的角度切入,可以使我們對西晉文學之特點及其成因有更多的了解,更可以借此考察文學創作之復雜性與多樣性,從而矯正先前一些浮淺片面的看法。
依我之見,愛波治學最突出的特點,在于對史料的深入發掘和對文本的細致解讀。這使得她在論及某些具體問題時,既能充分借鑒前賢時人研究所得,又能不為舊說所囿,而提出自己對該問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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