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1991中蘇關系史綱

序：中蘇關系的歷史與中俄關系的未來
第一卷 難以確定的對手(1917—1949)
第一章 中蘇建交聲中的革命輸出
十月革命對中國社會的沖擊
中國共產黨的形成
中蘇交涉一波三折
孫中山革命化的推動力
第二章 蘇聯援助下的國民革命
孫中山的聯蘇容共政策
蘇聯干涉與「三二O」事變
蘇聯顧問與北伐戰爭
「五月指示」與國共分家
第三章 莫斯科與中國的蘇維埃革命
中共武裝暴動與中蘇絕交
中東路事件與「保衛蘇聯」
蘇聯的翻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蘇聯軍事顧問指導下的軍事失敗
第四章 戰爭威脅下的中蘇外交
「九一八」事變與中蘇關系
蘇聯外交轉向的連鎖效應
中蘇軍事同盟的秘密交涉
中共從「反蔣」到「聯蔣」
第五章 中蘇兩國的戰時合作與沖突
蘇聯在中國抗戰初期的援助
中蘇兩黨關系的困擾
蘇德戰爭與中蘇關系的逆轉
中蘇條約與蘇軍進兵東北
第六章 中國內戰與中蘇國共關系
斯大林推動國共重慶和談
中共奪取東北與蘇聯的幫助
冷戰開始後的蘇聯對華政策
兩黨互訪和新中國的建立
第二卷 同志加兄弟(1949—1959)
第一章 中蘇同盟條約的簽訂及雙方的利益沖突
毛澤東堅持簽訂一個新的中蘇條 約
蘇聯對中蘇新條約的精心設計
斯大林被迫再次做出重大讓步
斯大林對中蘇關系的深層考慮
第二章 朝鮮戰爭時期中蘇之間的全面合作
毛澤東毅然決定出兵朝鮮
中蘇在軍事戰略上的協調和統一
斯大林對志願軍的軍事援助
蘇聯向中國提供的經濟援助
第三章 蘇聯援華貸款的數額、用途和條件
關於貸款數額的重新考察
軍事用途大大地多於經濟用途
蘇聯提供貸款的附加條件
第四章 蘇共二十大及其對中蘇關系的影響
蘇共二十大路線及其實質
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由來
蘇共二十大對中蘇關系的影響
第五章 蘇聯大規模援華與中共對蘇共的政治支持
赫魯曉夫增加對華經濟援助
中共協助蘇聯處理波匈事件
毛澤東堅決站在赫魯曉夫一邊
第六章 蘇聯對中國的核武器研制的援助與限制
赫魯曉夫開啟了中國原子能和平利用之窗
蘇聯援華研制核武器方針出現突破性轉變
蘇聯對中國研制核武器的幫助及其限度
赫魯曉夫決心撕毀合同終止對中國的核援助
第七章 毛澤東在共產黨莫斯科會議獨領風騷
毛澤東主張開會解決問題
一切為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
毛澤東即席發言語驚四座
第八章 聯合艦隊、炮擊金門與中蘇對外政策分歧
軍事合作的願望與矛盾
長波電台和聯合艦隊風波
炮擊金門引發的激烈沖突
第九章 大躍進、人民公社與中蘇對內政策分歧
超英趕美還是趕超蘇聯
蘇聯從熱情支持到謹慎反對
中共從耐心企盼到憤怒出擊
第三卷 從分裂到對抗(1960-1978)
第一章 兩黨分歧公開化與雙方關系的短暫緩和
團結進程中的兩輪較量
蘇聯擊落美國U一2飛機事件中的中蘇互動
兩國在世界工聯北京會議上的斗爭
兩黨在布加勒斯特會議期間的針鋒相對
中國國內經濟衰退與中蘇關系短暫的緩和
第二章 兩黨關系的破裂與兩國關系的惡化
兩黨在蘇共二十二大上的暗中斗爭
伊塔事件與兩國關系的惡化
毛澤東在總結經驗教訓中調整對蘇方針
外交上的新一輪較量
國際左派隊伍形成與大論哉的開始
第三章 毛澤東外患內憂思路的變化
毛澤東對蘇安全戰略思路的轉變
反修斗爭必須轉向國內鞏固政權的政治革命
第一次邊界談判
第四章 國際共運的分裂與中蘇同盟的瓦解
莫斯科3月會議與國際共運的分裂
共同援越抗美中的矛盾沖突
瀕臨戰爭邊緣與轉入軍事對抗
第四卷 走向正常化之路(1979-1991)
第一章 充滿矛盾的中蘇國家關系
打破僵局的首輪國家關系談判
勃列日涅夫發表塔什干講話
漫長的副外長級政治磋商
推動高層接觸的「葬禮外交」
第二章 中蘇關系的緩和與發展
超前發展的兩國經貿文化往來
新思維與蘇聯對華政策的調整
「三大障礙」問題的重大突破
錢其琛訪蘇與柬埔寨問題的解決
謝瓦爾德納澤訪華及其積極結果
第三章 兩國關系全面實現正常化
戈爾巴喬夫訪華與中蘇關系全面恢復
中蘇新型國家關系的基本原則
李鵬訪蘇與雙邊關系穩步發展
江澤民訪蘇與未來雙邊關系的基礎
跋:中蘇同盟破裂的內在原因
征引和參考書目

中蘇關系的歷史與中俄關系的未來

——寫在《中蘇關系史綱》出版前的幾句話 李鳳林

一

多年來，一大批中國學者孜孜以求，力圖對中蘇關系發展的不同階段進行多視角和全方位的研究和探討。但對於中蘇關系的個中原委和是非曲直的評說，目前國內外仍可謂見仁見智，難求一是。

作為中蘇關系和中俄關系發展的親歷者，作者認為，「以史解史」終歸是回顧和縷析中蘇（俄）關系發展史的一個比較客觀的方法。按照歷史的扮演順序和發展櫃架，中蘇關系可以循著一些人有代表性的重大歷史事件和關鍵性問題把握其發展的歷史軌跡。

十月革命以後的1917—1949年這一時期中，影響中蘇關系的兩個主要因素是，一方面蘇聯共產黨員幫助了中國的革命，抑或說中國革命的成功離不開蘇聯。當年蘇共中央操控下的共產國際從世界革命的角度出發，希望中國革命能夠取得成功，並的確對中國革命進行了真誠的支持，這一點應該肯定。新近解密的檔案材料顯示，僅從1923年到1927年，聯共中央政治局對討論中國問題而開會122次，通過了738個決議，平均每兩天半通過一個決議。但另一方面，共產國際對其支部中國共產黨的了解是極間接和有限的，因而致使其指導常常脫離中國國情，出現偏差甚至錯誤。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於中國共產黨人特別是毛澤東同志在革命過程當中，發揮了獨立自主的精神，而不是一味遵循共產國際的指導行事，才有了中國革命的勝利。

建國初期到整個50年代，這一時期中蘇關系的發展相對較好，但同時也出現了並不十分和諧的嗇頭。其中，對中蘇關系發生深遠影響的問題和方面包括：第一，關於「一邊倒」的這個頗有爭議的問題。可以說，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中國向蘇聯「一邊倒」，同蘇聯結盟，這是歷史的必然選擇。對此毛澤東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當中已經闡述清楚。可問題在於，這種外交上的「一邊倒」最后泛化成了全方位的「上邊倒」，從兩國結盟一直到社會主義建設上，都全盤蘇化，照搬蘇聯模式，中國為此付出了沉重的歷史代價。第二，蘇共二十大后，國際共運出現混亂，中國圍繞反修而進行的反右斗爭，直至后來發動「文化大草命」，蘇聯國內對斯大林看法的反復以及在改革問題上躊躇不前，都同中蘇在思想意識方面的分歧存在錯綜復雜的聯系。中蘇關系對於各自內政外交的復雜影響，由此可見一斑。第三，此間中蘇圄家間關系中也暗現不合音符，比如《1950年中蘇條約》蘇簽訂時間一拖再拖，其關鍵性原因就在於斯大林不願放棄《雅爾塔協定》中有利於蘇聯的特權性規定。此外，令中國領導人毛澤東非常不滿的是，1950年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同時，還有一個秘密協定規定第三國人員不得進入中國的東北和新疆。而對中國國內建設「三面紅旗」的提法和做法，蘇聯方面也持不贊同和反對意見。

概括地講，這一時期，尤其是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划」期間，蘇聯政府的確為我圄經濟建設提供了難得的援助，同時兩國在許多國際問題上也呈呼應配合之勢；但是另一方面，雙方之間的分歧也逐漸顯現，其根本原因在於中蘇關系中兩圄地位和實力不對稱，兩國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盡管中蘇結盟對新中國的政權鞏固和國計民生都具有關鍵性意義，但是，從中國所處的被保護地位而言，中蘇關系是不平等的，而《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也是一個不平等條約。

赫魯曉夫上台后，隨着矛盾和沖突的不斷出現，中蘇兩國關系從半明半暗的分歧走向了公開的分裂。此間發生了很多影響深遠的重大歷史事件，諸如1959年的西藏叛亂；1959年8月的中印邊界沖突中蘇聯對印度采取了事實上的支持態度；1960年《紅旗》和《人民日報》發表了具有風向標性質的文章，中蘇兩黨展開了口誅筆伐；1960年中蘇邊界出現沖突；1962年新疆伊犁暴亂中有67000人逃往蘇聯；1963年美、蘇、英三國簽署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1964年啟動中蘇邊界談判；1964年10月赫魯曉夫下台，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