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寫《讀詩四論》和其他幾本書的時候,用的文言,因為這許多書中,充滿文言的引證,為求本文和引證的配合起見,當然以用文言為妥適。但是在寫的時候,常時感到一種新的意境,必需運用新的筆調,才沒有辭不達意的遺撼。后來寫《八代傳記文學述論》,用的語體,便是這個理由。用語體寫的時候,也有兩種困難。第一,本文和引證顯然是兩種文體,讀者最易感覺文字的不諧和,這是無可避免的困難。其次,語體的語匯比較貧乏,因此在敘述的時候,常時有借用文言語匯或另行創造的必要。這個困難也是同樣無可避免,不過最近數年以來,這樣的寫法,已經成為無可非議。「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許二十年以后,又有一種變化,一切留給將來的人批評罷。
朱潤東(1896-1988),江蘇泰興人,我國著名的教育家、傳記文學家、文學史家。1913年留學英國倫敦西南學院。1916年回國,先后在武漢大學、中央大學、齊魯大學等校任教授。建國后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是復旦大學第一批博士生導師之一。曾任國務院第一屆學位評議組成員、國務院古籍整理規划領導小組成員。主要著作有《張居正大傳》、《杜甫敘述》、《陸游傳》、《陳子龍及其時代》、《中國文學批評大綱》、《中國文學批評論集》、《中國文學論集》、《朱東潤先生書法作品選》等,並主編了《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中華文史論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