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20世紀後半期是一個理論的時代,各種理論流派迅速更迭演變,你方唱罷我登場,呈現出一種熱烈絢爛的景象。理論從哲學汲取營養,以文學批評為依托,逐漸從文學理論膨脹為文化理論,涵蓋了廣義文化的各個領域;而且一種理論一旦誕生之後,立即開始在全球“旅行”,對20世紀的學術界發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盡管一些論者認為現在已經進入了“後理論”時代,但對于學者和學術研究,理論卻依然十分重要,不可或缺。正是在這樣一個語境下,幫助學者了解這些理論的各種導讀、讀本、關鍵詞、辭典等應運而生。在西方眾多的“導讀”中,由英國已故著名教授拉曼‧塞爾登(Raman Selden)和另外兩位著名教授彼得‧威德森(PeterWiddowson)、彼得‧布魯克(Peter Brooker)聯袂撰寫的這本《當代文學理論導讀》是最精彩的一種,它內容全面、豐厚,涉及了從20世紀初的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直到20世紀末的同性戀、酷兒理論等十余個重要流派。此外,它對各家各派的分析鞭闢入里,文字平實清通,不僅適用于學者,也適用于廣大讀者,因此,自1985年第1版問世以來的20年間,已經發行第5版(2005),一直被許多高校用作文學理論的教材和教學參考書,在學術和文化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目錄

總序 多方位地吸納 有深度地開采/周啟超
引論
第一章 新批評、道德形式主義與利維斯
第二章 俄國形式主義和巴赫金學派
第三章 讀者導向理論
第四章 結構主義理論
第五章 馬克思主義理論
第六章 女性主義理論
第七章 後結構主義理論
第八章 後現代主義理論
第九章 後殖民主義理論
第十章 男同性戀、女同性戀與酷兒理論
結論:後理論
 

這些年來,隨著文論界學者向文化批評、文化研究或文化學的大舉拓展,文學理論在日益擴張中大有走向無邊無涯之勢。相對于以意識形態批評為己任而“替天行道”的“大文論”的風行,以作家作品讀者為基本對象的“文學本位”研究似乎走到了盡頭。于是,“理論終結”或“文論死亡”之“新說”應運而生。甚至于有急先鋒向“文學理論”這一學科本身發難︰質疑它作為一門人文學科存在的合法性,懷疑它的身份。于是,“文學理論的邊界”、“文論研究的空間”成為文論界同行十分關心、熱烈爭鳴的一個話題。文學理論是否真的已經死亡?文論研究是否真的已然終結?在對這個問題加以討論之際,不妨也來對我們的國外同行當下的所思所為作一番檢閱一一對當下國外文論的態勢與現狀作一次勘察。這並不是要與西方“接軌”——經濟的“全球化”並不能也不應該導致文化上的“一體化”。這也不是為了什麼走向世界一我們本來就在這個世界上。但是,在這個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國別不同文化圈里的文學的發育運行還是有相通之處的,在不同民族不同國別不同文化圈里發育運行的文學理論也是有相通之處的。今天的文學理論已然在跨文化。今天的文學理論研究也應當具有“跨文化”的視界。

以“跨文化”的視界來檢閱當下國外文論的態勢與現狀,就應當看到其差異性與多形態性、其互動性與共通性。所謂國外文論,就不僅僅是“西方文論”;所謂“西方文論”,也不等于“歐美文論”;所謂“歐美文論”,也並不是鐵板一塊,而應有“歐陸文論”、“英美文論”、“斯拉夫文論”或“西歐文論”、“東歐文論”、“北美文論”之分別。跨文化的文學理論研究要求我們努力面對理論的“復數”形態,盡力傾听理論的“多聲部”奏鳴,極力取得“多方位”參照。多方位地借鑒,多元素地吸納,才有可能避免偏食與偏執。這對我們的文學理論學科建設與深化尤為需要。

那麼,國外同行當下的所思所為中有哪些新的情況?他們都在以“理論終結”、“文論死亡”的言說而在為“文學理論”送葬?或者,都還在“文化研究”、“文化批評”的實踐中“替天行道”而流連忘返?今日國外文論有沒有出現別樣的氣象?有沒有出現什麼值得關注的“轉向”?這個問題自然可從不同角度來切入。不同的視界可能會形成不同的視像。“在反思中整合,在梳理中建構”——則是我們從對今日國外同行的所思所為的一番檢閱之中獲得的一個最為強烈的印象。

反思的激情

在現代文學理論的發祥地德國,今日的文學理論在“執著于自身的歷史”。文學理論作為一門學問其源頭在哪里?它恐怕還並不像有些學者認定的那樣是蘇聯人的“發明”。現代意義上的文學理論其實乃創始于德國,源生于並比較完善地表述于德國浪漫主義的文學批評,肇始于施萊格爾兄弟、諾瓦利斯、施萊爾馬赫以及18世紀末19世紀初浪漫主義傳統中的其他批評家的實踐。早在1842年,德國學者卡爾‧羅森克萊茨就著有《1836—1832的德國文學學》,這要比俄羅斯學者鮑里斯‧托馬舍夫斯基的《文學理論‧詩學》(1925年初版)早83年,比勒內‧韋勒克與奧斯丁‧沃倫合著的《文學理論》(1942年初版)則早了整整一百年。那麼,文學理論在今日德國的現狀如何?漢斯‧古姆布萊希特在其題為《文學學的源頭與其終結》(1998)一文中指出,“在其作為一門學科幾近兩百年的存在中,文學學還從沒有像近十年這樣執著于自身的歷史”。

在現代文學理論的重鎮俄羅斯,“文學學”本身的歷程正在成為一個備受關注的課題。俄羅斯文論界的學者普遍認為,文學理論的當務之急是反思自身的歷史。俄羅斯科學院世界文學研究所理論部主任、亞歷山大‧米哈伊洛夫在其生前撰寫的最後一篇文章《當代文學理論的若干課題》(1993)中提出,文學學作為一門人文學科所面臨的首要任務是“應當研究自身的歷史,而且應當是以迄今為止所不可能比擬的規模來做這件事”。俄羅斯國立人文大學高級人文研究院的謝爾蓋‧森金教授在其2002年的一篇《理論札記》中寫道︰“今天,最有價值的,倒不是革命性的學說,而寧可是在理論史方面有學識很在行的工作——進行總結,應對那些具有觀念性的關聯與根基加以梳理,將大師們的未盡之言說透,將大師們未曾點破的東西說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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