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庸風雅：第三只眼看《詩經》

代序：《詩經》的問題和我們的問題
第一章 《詩經》：聖賢的經典
何為《詩》
《詩》從何來
《詩》之體：風、雅、頌
《詩》之用：賦、比、興
第二章 《詩經》：大眾的心情
父母
妻子
兄弟
朋友
婚典
祖母
小公務員之生
說讒言
從大臣到忠臣
完美的女人與永恆的悲劇
勞碌人生
約會
酒經
罵經
女友
美人如玉
傷逝
第三章 《詩經》：永遠的感動
關雎 人生之大關節
摽忻流光容易把
楞木 幸福之幣的另一面
桃天 美與生育
漢廣 愛情的令人費解處
相鼠 「儀表」就是義之表
燕燕 一首詩的兩種讀法
考槃 不可告人的快樂
河廣 生活是折騰我們的東西
伯兮 男人是女人的「問題」
有狐 同情心的分寸
木瓜 報恩以情
黍離 是非成敗轉頭空
君子於役 一邊是愛．一邊是恨
中谷有 壞男人是一粒老鼠屎
有女同車 突然降臨的幸福
大車 大女子小男人
山有扶蘇 有心栽花花不發
褰裳 潑辣的用處
東門之墠 鄰家小妹我愛你
出其東門 鍾情
野有蔓草 突然甦醒的愛情
甫田 拒絕懷想
東方之日 屋檐下突然有了一個可人兒
陟岵 了解人心方能了解藝術
伐檀 體制的因果
十畝之間 關掉電腦回家
蟋蟀 尋歡作樂是人生的大事業
盧令 美與善的結合
蒹葭 在水一方
葛生 關心到死後
無衣 野蠻而強悍的精神
權輿 肉體與精神的分居
衡門 享受一般生活
東門之池 「泡」出來的感情
月出 天堂的三個元素
鹿鳴 「喝酒」與「喝彩」的關系
素冠 同情心證明人性
狼跋 不同的老法
伐柯 老於世故者的肺腑之言
東門之楊 瞬間可愛
庭燎 夜未央
後記
參考書目

《詩經》對我們而言，是一個謎，它有著太多的秘密沒有被我們揭開。可是，它實在是太美了，使我們在殫精竭慮不勝疲憊的解謎失敗之後，仍然對它戀戀不舍。《詩經》是我們民族最美麗、最縹緲的傳說，可它離我們卻那麽近，「詩雲」與「子曰」並稱，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幾乎成為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口頭禪，左右著我們的思維與判斷，甚至我們表情達意的方式都蒙它賜予一一所謂「賦詩言志」但它又總是與我們保持著距離——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哪得幾回聞。我們已經對「子曰」完全歷史化，孔子其人其事已經鑿鑿可信，銘刻在歷史之柱上；而作為「詩雲」的《詩》，卻一直不肯降為歷史一一雖然我們曾固執地認定它與其他經典一樣是史，但那只是我們的一廂情願。它本來就不是描述「事實」而暈表達「願望」的。它確實是反映了周代廣闊的社會生活，堪稱周代社會的一面鏡子，我們也因此為它冠以「現實主義」之名，但其真正的價值是它表達了那個時代的痛與愛，憤怒與柔情，遺憾與追求┅┅直到今天，我們仍然在「追求著他們的追求」。它永遠是鮮活的生活之樹，而不是灰色的理論與道德教條。雖然從孔子及其門徒開始，我們就在竭力把它道德化；至少從漢代開始，我們就一直在把它學術化，但它永遠是詩，是藝術，是感性的、美麗的，是作用於我們心靈與情感並一直在感動我們而不 是說服我們的。是的，它應該是，也一直是 大眾的至愛，而不僅是經學，是學術。

《詩經》與我們的距離主要體現在我們對它的無知上。無論是我們對《詩經》本身及其中具體詩篇的解釋，還是對《詩經》收集編輯成書、分類標准的意圖，以及它所呈現出的獨特藝術風采，都莫衷一是。莫衷一是的事實表明我們都只是在臆測、在推斷，而不是在證明與發現。對《詩經》中的很多問題我們都各持己見而互不相容。即便有些問題看來已經被「公認」，但那也正是全體的無能為力，無力提出更有說服力的結論，便只好就這麽得過且過。我舉幾個例子。

正如大凡神聖人物總有一個神秘出身一樣，《詩經》的「出身」也撲朔迷離。關於《詩經》的搜集、編輯，既然它是輯錄從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五百年左右的詩歌，至少其中的十五國風產生的空間范圍又大得驚人：黃河流域、江漢流域及汝水一帶全在其中，那麽，是什麽人用什麽樣的方式把這些不同時間、不同地點產生的詩歌收集到一起的?為了解答這個問題，便有了「采詩說」和「獻詩說」。班固《漢書·食貨志》和何休的《公羊傳》注，都有「采詩」之說，且都說得極 有詩意：

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漢書·食貸志》)五谷畢，人民皆居宅，男女同巷，相 從夜績。從十月盡正月止， 男女有所怨 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何休《公羊傳注疏》)但仔細推敲，他們的說法並無任何歷史根據，司馬遷就沒有采納這種說法，大量引用《詩》的《左傳》也無此說法。但我們卻又無力反駁班固和何休，因為他們的說法雖然只是一個缺乏證據的推斷，卻是一個合理的推斷。在那樣一個前提之下——時間五百多年，空間遼闊浩渺—那麽，《詩》之結集，必有這麽一個過程。更重要的是，否定了這個說法之後，我們並不能提供一個更合理的說法。

與「國風」來自於「采詩」的說法相配合的，便是大小雅來自於「公卿至於列士」的「獻詩」這種說法也只有《國語·周語》中「召公諫厲王」一段中的一個孤證，且這「公卿至子列士獻詩」之「詩」，是否公卿列士們的自作，也成問題。況且，就《詩經》中大小雅部分來看，一些尖銳的諷刺之作，像《小雅·十月之交》中對皇父等七個用事大臣點名揭批，大約也不是「獻詩」的好材料。更有一些詩，據說是寫於周厲王之時，如《大雅·板》《大雅·盪》《大雅·桑柔》在厲王以殺人來弭謗的時候，這樣的詩，恐怕也不好獻上去。

《詩經》的搜集固然是一個問題，然而要把集中起來的詩按一定的規則編排成書，也需要有這麽一個人——或這個工作歷經多人之手，那又是哪些人?最後畢其功的人物是誰?司馬遷說此人是孔子，這當然是最好的人選，但司馬遷並沒提出他這麽說的證據。這個說法也受到後人的質疑。

就《詩經》本身看，它的作者到底是些什麽樣的人，是一個更大的問題，但學術界已不把它當做問題，大家一致得過且過了。可這確實是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朱東潤先生抗戰之前在武漢大學的《文哲季刊》上發表《國風出於民間論質疑》等四篇文章，對「國風」是民歌的說法提出理據充分的質疑，卻不見有什麽反響。1981年朱先生又把這四篇文章和寫於1946年的另一篇文章結集重新印發，以《詩三百篇探故》為書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但仍沒見什麽回應。我私下認為朱先生一定頗寂寞，他提出了一個問題，卻沒有人來與他討論，他扔出了白手套，卻沒有人拾起采。換一個時地，他再扔一次，仍然沒有人拾起。這種尷尬其實很好理解：大家都不願再惹事，得過且過。因為這事惹不起，但大家一齊都躲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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