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佛法本身來說，教、理、行、證的修學次第，已經為佛弟子指明了修學的道路。但是，佛弟子因為自己的資質、喜好的不同，往往有所偏向，於是形成不同類型的佛法，有重義理、重實踐等區別。但是，作為佛弟子來說，義理的探討是為了將佛陀所要開示的真實事理，充分、完整地表達出來，如「阿毗達磨」雖然着重於論證「法」的自性、定義、關系等，但是其本意仍然在於「諦理的現觀」，最終歸於修證。那麼，重修證的佛教，主要是從利益眾生的角度，重視佛法的適應性、實效性，所以對事相的分別比較少，如初期大乘經典以「般若」、「三昧」、「解脫門」、「陀羅尼」、「菩提心」等作為中心，來表達從發趣、修行、證入的歷程。雖然存在着種種不同的側重，但都是佛法的根本，都是以義理知識與實踐經驗相結合為中心。中國佛教其實已經非常明顯地表明了這一點，如天台智者大師的教觀並重，這是中國佛教的優良傳統。《高僧傳》將古代僧人分為十科，其中翻譯、解義、讀誦便屬於義解門；而習禪、明律、感通、遺身、護法、興福，都是屬於實踐門；最后一科「雜科」則是指出家人的外學修養，旁及世間經書、治世語言、禮樂文章等，無不兼通。
但是，傳統意義的佛教義解，主要是注疏經、律、論，在「述而不作」中表達自己的理解與觀點，當然也有一些專門性的著作。而且，這些佛教義解僧，都是從自己的信仰與經驗出發，通過注疏、論著，來達到實踐與弘法的目的。南北朝佛教的興盛、隋唐佛教的輝煌，都與義解的繁榮是分不開的。而禪宗的發展則為中國佛教注入新的生命，重視主體的體認、自己身心的解脫、凈土法門的流行，激發了信仰佛教的感情，為佛教走入社會提供了方便。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隨着禪、凈的流行，在這種「簡單」、「不立文字」的潮流下，中國佛教徒逐漸失去探討高深佛理、考察繁瑣戒律的興趣。於是，中國佛教重視義理研究的優良傳統便喪失殆盡。
另一方面，佛學研究在佛教界之外卻成為一門世界性的學問。近代意義上的佛學研究，應該是開始於歐洲殖民主義者侵入亞洲地區，殖民者為了維護自己的殖民統治，必須要深入研究亞洲的宗教及其文化。於是，通過接觸梵文、巴利文等東方語言，開始了解佛教的理論，消化佛教的教義。在「理性主義」、「科學主義」思想的影響下，這些學者注重現代佛學研究的客觀性、純學術性，形成了佛學研究的現代傳統，於是佛教便成為一種學問——佛學。19世紀后期，日本佛教界開始運用西方的學術研究方法，從而推動了日本佛學研究的興盛與發達。隨着「西學東漸」、日本佛教對中國佛教的影響增強，中國開始有了近代意義上的佛學研究，這在當時中國佛教界引起很大的反響與回應，如《大乘起信論》、《楞嚴經》的辨偽，「大乘佛教非佛說」的討論，「佛教非宗教非哲學」之辯等。同時，佛教界受時代流行的學術方法的影響，尤其是以太虛大師為首的「人生佛教」運動，佛教理性主義思想的高揚都直接推動了佛教界從事佛學研究，其中以印順法師的成就最大。但是，相對來說，學術界則在佛學研究上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像呂激、陳垣、湯用彤等，皆為一代學術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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