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融入世界是一個雙向流動的過程。中國走向世界，同時也意味著世界走向中國。從某種意義上說，在這一過程中，外來的人們還表現得更為「主動」。正如錢鍾書先生所言，「咱們開門走出去，正由於外面有人推門，敲門，撞門，甚至破門跳窗進來」。當中國人遠度重洋，以驚奇的雙眼觀察世界的時候，外國人特別是西方人也飄洋過海，源源不斷地來到中國。他們用異域人的眼光打量著這塊陌生的國土及其生活在這里的芸芸眾生，寫下了大量關於中國的各種著述，留下了對於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和中國人民族性格等方方面面之形形色色的記錄，觀感、研究和評論。無論是從歷史研究、民族交往，文化交流，還是中華民族的自我認識等多種角度來看，這些著述都不該是封存在庫的資料，而是有待開發、內容極其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
雖然，在那中國人備受欺壓的歲月，西方人關於中國的著述往往帶有程度不同的歧視意味和陰暗色調，但其中也不乏認真觀察、深切體會、既具有洞察力又深懷同情心的明智之作。它們的作者或是在中國生活多年的傳教士、外交官，或是為清政府所雇佣的官員、教習和科技人員，或是外國在華報刊及西方各大報派駐中國的記者，或是考察、游歷中國的作家、學者、律師和商人，其角色種類之繁，觀察范圍之廣、層次之多、內容之細致深入，總體說來均遠非同時期觀察西方的中國人及其有關著作可比。正是通過這些形形色色的觀察者所寫下的為數眾多的著作，從而建立起了當時的西方世界里關於中國的形象。而這種形象，又構成今日西方人心目中中國形象的歷史底板，並反復不斷地被現實沖洗出新的照片。
瀏覽西方人關於近代中國的各種著作，我們會驚奇地發現，這些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對於中國的觀察記述，確有中國人習焉不察的獨特之點，相當一部分基層社會的記錄，多系親見親聞，顯得別致細膩，足以成為可補中文記載之闕的正史資料，尤其是對方興未艾的近代社會史研究，具有不容忽視的史料價值。
當然，西方的中國形象畢竟是西方人自己建構的。他們的眼楮里嵌著自身歷史文化的瞳孔，因此對中國的反映有真實的一面，也難免有變形、歪曲的一面；有受其社會文化心理需求左右，優先攝取或誇大反映的部分，也有視而不見、充耳不聞的「盲點」。甚至還會有意無意地借中國這壺「老酒」，去澆他們自己心中的「塊壘」。在這種情況下，其所記所述、所議所論，也就只有文化傳播的意義了。
認識一個民族及其文化是一件復雜而長期的事情。無論是認識者還是被認識的對象，都會受到歷史的和現實因素的種種制約，且自身也並非一成不變。連西方學者自己也感慨，在西方人眼里，中國及其文化就像一條「變色龍」一樣，總在不斷地變化著（見英國漢學家雷蒙·道森著《中國變色龍》）。19世紀中葉以後至20世紀前半，是西方中國觀發生重大變化的時期，此時西方的中國形象已不再像18世紀時那樣美妙，令中國人攬鏡自照之下，爽心悅目之感油然而生，而是觀之不免既慚且憤，由此生奮發圖強、趕超雪恥之念。如今，中國人的「漢唐氣魄」正在逐漸恢復，坦承這種形象變化乃是西方認識中國逐漸深化的表現。或至少是其認識中國走向深化的必經過程，大概不會太顯唐突。其實，我們怎樣看待它並非至關重要，最重要的在於，它是不以我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一種曾影響中西交往且至今仍影響著這一交往的歷史文化因子。大凡健全自信的民族都是不會不正視它，不研究它的。
西方人對中國的認識好比是一面歷史的鏡子，照一照這面西洋鏡，從中領略生活於中國本土意識之外的人們對自己的看法，了解我們在西方的形象變遷史，無疑將有助於反省和完善自身的民族性格，在現代化建設和國際交往中，增強自我意識，更好地進行自我定位。這也是人們常說的「借別人的眼光加深自知之明」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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