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籍目錄

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文寫本和印本書籍簡明目錄
序（Antonino Forte)
前言（高田時雄）
縮略語表
1.Barberini Orient
2.Borgia Cinese
3.Borgia Siamese
4.Rossiani Stampati
5.Vaticano Estr.Oriente
6.Raccolte Prima
7.Palatio
8.Raccolta Generale Oriente
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籍目錄補編
前言
1.RAC.GEN.OR. II
2.RAC.GEN.OR. III
3.RAC.GEN.OR. IV
4.RAC.GEN.OR. V
5.RAC.GEN.OR. VI
6.RAC.GEN.OR. VII

我曾多次訪問梵蒂岡圖書館o有一次，偶然發現一本《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文寫本和印本書籍簡明目錄》的打印件，其標題下注明：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於1922年6月13日至7月6日編纂。1985年，我幾經周折才弄到一本伯希和目錄的復印本。由於從未發表，它很自然地被那些專門進行中國研究的人忽視。因此，在我偶爾向意大利或國外的同行提及這個書目后，他們每每向我索要，我就用自己的復印本再給他們復印。這本書一直沒有出版令我感到非常遺憾。后來，當我造訪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得知高田時雄教授（TAKATA Tokio）正在編輯該目錄時，真可謂喜出望外。

該作品是意大利東方學研究所新「參考系列」的第一本。該系列專門研究文獻目錄學，首卷出版伯希和的書，真是再好不過。我們可不要忘了，伯希和是西方漢學最好的書目學家。我尤其感激高田教授同意把這本經過他出色修訂和編輯的作品放在新系列裘出版。

伯希和研究中國書目的大量文章，主要發表在《法蘭西遠東學院學報》（Bulletin de I』Ecole Frangaise d』ExtrGme-Orient）和《通報》（T』oungPao）上。這些文章是關於中國書籍與其歷史、作者情況、版本等的珍貴的信息庫，可惜常被人忽略。把這些文章收集起來，成書出版，並加上一個總目錄，當然會使其比目前更為人了解和稱許。伯希和在去羅馬核對梵蒂岡圖書館中國部分館藏之前，已發表了很多這樣的文章。而且，他還撰寫了數量不菲的研究文章。在他44歲的時候目錄學知識已經很淵博了。這部分地解釋了為什麼他只在三周多一點的時間內，就能夠編纂出一本如高田《前言》中所言「體現了編纂者博大精深的學問」的目錄。

為什麼伯希和決定專程去羅馬編纂這本目錄呢？我不得而知。或許原因很多，也不知他那次旅行的直接原因。當然，對一個像他那樣的書目家而言，這個享有很高聲譽的圖書館竟然沒有中國數據的目錄，確實讓人無法接受。他對任何與中國有關的東西上的強烈好奇心一定對做出這個決定起了重要作用。然而，他的羅馬之行的原因之一——可能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為了當時正在撰寫的關於中國西安景教碑的作品。他對碑文重新進行了翻譯，1918年至1920年的冬天，他還撰寫了對碑文的評論，這是迄今為止數十篇對這個著名碑刻的評論中最詳細的一篇。過了不久，他着手開始寫作「序論」（Prdiminaires），細致地重構11和18世紀中國和歐洲背景，這一期間人們發現了大秦景教碑並不斷努力探究它的秘密——語文層面及歷史層面的秘密。比如，我們記得，該石刻及其所包含的歷史性啟示嚴重威脅了先知先覺者們所鼓吹的中國的理想化印象。為了繼續研究這一課題，伯希和必須查閱在各式各樣的宗教機構里保存的大量資料。顯而易見，梵蒂岡圖書館自然成為他的第一目標。

「序論」應該是1927年前后才完成，但在手稿的空白上、旁注邊，他常常會再加上一個備忘注，提醒自己把在梵帝岡圖書館看到的也考慮進去。也就是說當他1922年去羅馬時已預先寫下這些章節了。他認為核對梵蒂岡圖書館里的文獻對於完成自己的作品非常關鍵o回去以后，他在相關章節處的白邊上又寫下了一些臨時的注以供進一步深化。「ffifi」裛的一段是講景教碑%I|fi1古代拓印本的（請見「碑刻系列」卷2伯希和著作《西安府景教碑》（IIInscription rtestorien甩θde Si-ngan-fou）的64至61頁）。在梵蒂岡圖書館，他找到了該碑刻的幾個拓印件。其中一個是1681年，相應理獻給教皇英諾森十一世（Inno-cent XI）的（見下面第66頁，編號34），18世紀早期敘利亞天主教馬龍派（Marote）約瑟夫．西蒙．阿斯馬尼（Joseph Simon Assema）破譯碑刻上的古敘利亞文（Syac）時使用過該拓本。目錄清楚地揭示了伯希和在尋找與景教碑刻有關的文獻o他表示，其中的一個拓印本不是相應理帶來的那個（見下面83頁，編號245）。伯希和實際上在回答他自己曾提出的問題。

我並不是一個對「紀念活動」狂熱的人。那些不可避免的與之相伴的花言巧語讓我感到沮喪，即使激勵他們的是最好的情感。但我們不得不注意到，今年剛好是伯希和逝世50周年，而我們預先並沒有策划在紀念日出版這本書。這純粹是個「巧合」，該書剛好在1995年完成。另外，他的有關景教碑刻的主要作品將很快在「碑刻系列」里出版。因此，讓我們利用這個「巧合」，以簡朴的方式緬懷伯希和先生。我希望，幾個不同國家的人把伯希和這兩個遺着付梓的努力，能成為紀念這位偉大學者的最恰當的方式——這位偉大的學者在各個領域都是如此自如，對古老的歐亞大陸的每個地方都如此熟稔。

我們要感謝高田時雄教授不遺余力地、准確地編輯這本書目。我也要說，本書的出版會是一個契機，一個讓我們經常碰面、交流其它課題的觀點並開始一個長久的友誼的契機。

弗朗索瓦茲·巴特羅（Francise Bottero）和弗朗切斯科．達雷利（Francesco D』Arelli）耐心地通讀了校樣，改正了很多的誤拼，鈴木一真（Kazuma Suzuki）提供了技術方面的幫助。高田和我謹向他們的合作表達最深切的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