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書稿共分三部分,主要闡述在全球範圍內伴隨文化及精神危機而來的環境危機、生態危機狀況成為生態美學發生的直接動因。環境危機現象引起了來自各個方面的覺悟和反省,生態美學和其他各門生態學科的建立,使生態意識日益深入人心。作者同時也指出人類盡管在張揚生態觀念、倡導生態意識、引領生態思想方面做出了努力與貢獻,但生態美學在中國的研究和建設只是剛剛起步。
通過這三部分基本內容,本書大致勾勒出生態美學在整個文藝理論與美學發展歷程中的地位、意義和重要作用,並通過自己的分析提出建立生態存在在論美學體系的設想。
有關生態美學的研究在我國學術界屬于一個比較新的研究領域,本書稿的作者搜集了近年來國內外學術界有關生態美學研究的大量資料,並對國內外的研究成果作了綜合與評論,因此本書稿既有較高的學術價值,也具有一定的資料性價值。
目錄
上編 大地之聲
一 生態美學與現代性
(一)考察生態美學發生的兩個維度
(二)現代性希機和美學的回應
(三)人類中心主義演進和美學的反思
二 生態美學思想的現實環境
(一)自然的哀鳴和美的失卻
(二)生態意識的確立和當代美學的使命
中編 大地之歌
一 生態美學的外部研究
(一)從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到馬克思的生態學
(二)生態學在人文學科的應用及意義
(三)生態神學對美的觀照和啟示
二 生態美學的理念邏輯
(一)西方文藝理論與美學的當代演進
(二)中國文藝理論與美學融入世界
下編 大地之夢
一 美學的轉向
(一)美學由人學轉向生態學
(二)生態美學的定位
二 生態美學的建構
(一)建構的可行性及問題
(二)生態心理和文化生態
三 生態美學的視野
(一)另一種生態
(二)走向生態美學研究
附錄
生態美學︰注重人與自然整體和諧
--訪北京語言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張華博士
參考文獻
後記
一 生態美學與現代性
(一)考察生態美學發生的兩個維度
(二)現代性希機和美學的回應
(三)人類中心主義演進和美學的反思
二 生態美學思想的現實環境
(一)自然的哀鳴和美的失卻
(二)生態意識的確立和當代美學的使命
中編 大地之歌
一 生態美學的外部研究
(一)從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到馬克思的生態學
(二)生態學在人文學科的應用及意義
(三)生態神學對美的觀照和啟示
二 生態美學的理念邏輯
(一)西方文藝理論與美學的當代演進
(二)中國文藝理論與美學融入世界
下編 大地之夢
一 美學的轉向
(一)美學由人學轉向生態學
(二)生態美學的定位
二 生態美學的建構
(一)建構的可行性及問題
(二)生態心理和文化生態
三 生態美學的視野
(一)另一種生態
(二)走向生態美學研究
附錄
生態美學︰注重人與自然整體和諧
--訪北京語言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張華博士
參考文獻
後記
序
文學研究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與文化研究緊密結合在一起,而由于異質于西方文化的東方各國的介人,比較文學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與比較文化緊密聯系在一起。本來,中國在文學與文化上的對話與比較意識是在與西方文化接觸後被逼出來的;而今,面對西方文化的強勢姿態,中國主動認同文化的多元化,並且以多元之中的一元尋求與世界各國文化的對話。中西比較文學作為跨文化的文學對話,首先應該尋找二者之間的共同話語,否則,對話就沒有契合點,就會各說各的。錢鍾書、葉維廉、劉若愚等學者在這方面已取得了一些成績。不過,隨著對話的深入,跨文化的中西文學展現出來的更多的將是差異性,甚至一些基本概念也具有不可翻譯性。因此,如何站在當代學術的前沿,對中西文學進行整合,並從中概括出真正意義上的“J總體文學”,將是跨文化的中西比較文學的主旋律,也是我們這套叢書的宗旨。
我們這套叢書也有撥亂反正的意圖。一般來講,文明之間的踫撞、沖突與交融,有一個規律性的過程,就是從一廂情願的生搬硬套到較為客觀的對話與比較。譬如,佛教初人中國,一般人就以道家的語匯去生搬硬套,後來才發現佛學與道家的差異。遺憾的是,中西文化的踫撞與交融已有幾個世紀了,我們仿佛還沒有走出文化認同的生搬硬套的“初級階段”。在歷史學與社會學領域,西方社會從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發展而來的社會演進模式,被原封不動地照搬過來。在哲學上,西方的唯物論與唯心論之爭,也成了剪貼中國哲學一套現成的方法。而文學上的生搬硬套更是無孔不入:屈原、李白被說成浪漫主義者,《詩經》與杜詩則被說成是現實主義的,在對中國敘事文學的闡釋中,西方的典型、類型、悲劇、喜劇等概念簡直是鋪天蓋地,結成一張生搬硬套的大網,使我們的受教育者無法從這張謬誤之網中逃遁。問題的嚴重性在于,盡管在20世紀80年代,一些先覺的學者開始批判反省這種生搬硬套的學術模式,但時至今日,這張謬誤之網仍在遮蔽著中國古典文學的真面目,使之難以恬然澄明,將特點呈現于受教育者之前。試想,《詩經》是中國抒情詩傳統的正宗,是使中國文學在源頭上就與西方形成的史詩傳統不同的開山之作,而將之說成是現實主義作品,豈非有意遮蔽中國古典文學的特點?因此,以跨文化的文學對話來取代這種生搬硬套模式,已是刻不容緩的事了。
從某種意義上說,生搬硬套模式的生成與文化選擇的取向並無必然的聯系。胡適是“全盤西化”論的倡導者,但他卻在戴震那里發現了“實驗主義”,在王莽那里發現了“社會主義”。郭沫若既尊孔又推崇莊子,但他與胡適一樣,在孔子那里發現了康德與歌德之人格,在莊子那里發現了“泛神論”,並以西方社會的歷史演進模式來套中國古代社會。而魯迅與梁漱溟,雖然一個具有濃重的西化傾向,一個以為世界最近之將來必是中國文化之復興,但是二者的共同之處,則在于對中西文化和文學的差異有清醒的認識。魯迅西化的文化選擇取向並沒有使他把西方的話語生搬硬套到中國的文化與文學中來。他從來沒有用“封建主義”等西方詞匯來解釋中國古代社會,也沒有用浪漫主義、現實主義來解釋中國古代文學。他指出中國沒有“悲劇”觀念,對于林語堂得意洋洋地將humor譯成“幽默”並在中國文學中尋找“同黨”也不以為然。1932年,針對日本人要編《世界幽默全集》,他在《致增田涉》的信中說︰“所謂中國的‘幽默’是個難題,因‘幽默’本非中國的東西。也許是書店迷信西洋話能夠包羅世界一切,才想出版這種書。”“中國究竟有無‘幽默’作品?似乎沒有。”就此而言,魯迅較之生搬硬套的同代人,顯然要清醒得多。可以說,生搬硬套體現了文化踫撞之初對異質文化的認同性變異。因為人們對于陌生的對象,往往喜歡從自己已有的經驗去想象它;而另一方面,則是媒介者考慮到本土的便于接受而故意“誤讀”,就像近代那些“豪杰譯”,將西方小說翻譯成中國式的章回小說一樣。而我們的這套從書,就是想在糾正這種生搬硬套的學術研究模式上有所貢獻。
在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領域,值得注意的另一種研究傾向是對“中西”概念的顛覆與取消。一些學人認為,“中”與“西”不是對等的,“西”有許多國家,法國與德國、英國不同,與美國更不同,把這麼多不同國家的文學放在一起與中國文學比較,有什麼科學性?能夠把法國一個歷史階段產生的文學研究好就很不錯了,現在居然將西方那麼多國家的文學與中國文學相比,又有什麼科學性?
先看“中西”這個概念有沒有使用的有效性。事實上,非但“西”有很多國家,即使“中”也不盡相同——中原文學與楚文學、北方文學與南方文學,但是,無論是中原文學還是楚文學,無論是南方文學還是北方文學,都祖述堯舜,都深受儒家與道家文化的影響並且成為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從大的方面說是一個大文化統一體之內的文學。西方雖然國家眾多,但是這些國家都祖述希臘、羅馬的遺產,中古以降都以基督教為國教(盡管又有羅馬公教與東方正教的差異,有天主教與新教的差異),在現代都面臨著“上帝死了”的文化困境,因而也是一個大的文化統一體。正如韋勒克(R.Wellek)所說的︰“西方文學是一個整體。我們不可能懷疑古希臘文學與羅馬文學之間的連續性,西方中世紀文學與主要的現代文學之間的連續性。”而將中國和西方這兩種大文化中的文學進行比較研究,是真正跨文化的文學對話。至于是研究一個國家的一個歷史階段的文學好,還是研究“總體文學”好,這要看各人的本領。研究一個國家一個歷史階段的文學可以研究得很細很深,也可能研究得瑣碎平庸;研究“總體文學”可能大而無當,空疏淺薄,也可能成為康德、海德格爾式的學術大師。比較而言,理論大師皆出自後者,細密的專家則多出于前者。盡管如此,我們一向反對“比漂”——即古今中外,天馬行空,什麼都知道一點,什麼都不深入。我們希望的是擴出去是學貫中西、博古通今,收回來要成為一個研究專家。這也是我們對于這套叢書作者的期待。
這套叢書得到了北京市重點學科基金的資助。我們對北京市教育委員會促進學科發展與學術繁榮的用心,對北京大學樂黛雲教授對北京語言大學比較文學學科發展的關懷,對國際知名學者佛克馬教授對中國比較文學事業的關心,表示深深感謝。特別需要一提的是,王寧教授雖然已是清華大學外語系的學術帶頭人,但他作為北京語言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的名譽所長和博士生導師,對這一重點學科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中華書局的張彩梅女士對于學術的熱忱和認真負責的精神,令我們深深感動,在此一並表示衷心的謝忱。
高旭東
2006年1月16日于北京天問齋
我們這套叢書也有撥亂反正的意圖。一般來講,文明之間的踫撞、沖突與交融,有一個規律性的過程,就是從一廂情願的生搬硬套到較為客觀的對話與比較。譬如,佛教初人中國,一般人就以道家的語匯去生搬硬套,後來才發現佛學與道家的差異。遺憾的是,中西文化的踫撞與交融已有幾個世紀了,我們仿佛還沒有走出文化認同的生搬硬套的“初級階段”。在歷史學與社會學領域,西方社會從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發展而來的社會演進模式,被原封不動地照搬過來。在哲學上,西方的唯物論與唯心論之爭,也成了剪貼中國哲學一套現成的方法。而文學上的生搬硬套更是無孔不入:屈原、李白被說成浪漫主義者,《詩經》與杜詩則被說成是現實主義的,在對中國敘事文學的闡釋中,西方的典型、類型、悲劇、喜劇等概念簡直是鋪天蓋地,結成一張生搬硬套的大網,使我們的受教育者無法從這張謬誤之網中逃遁。問題的嚴重性在于,盡管在20世紀80年代,一些先覺的學者開始批判反省這種生搬硬套的學術模式,但時至今日,這張謬誤之網仍在遮蔽著中國古典文學的真面目,使之難以恬然澄明,將特點呈現于受教育者之前。試想,《詩經》是中國抒情詩傳統的正宗,是使中國文學在源頭上就與西方形成的史詩傳統不同的開山之作,而將之說成是現實主義作品,豈非有意遮蔽中國古典文學的特點?因此,以跨文化的文學對話來取代這種生搬硬套模式,已是刻不容緩的事了。
從某種意義上說,生搬硬套模式的生成與文化選擇的取向並無必然的聯系。胡適是“全盤西化”論的倡導者,但他卻在戴震那里發現了“實驗主義”,在王莽那里發現了“社會主義”。郭沫若既尊孔又推崇莊子,但他與胡適一樣,在孔子那里發現了康德與歌德之人格,在莊子那里發現了“泛神論”,並以西方社會的歷史演進模式來套中國古代社會。而魯迅與梁漱溟,雖然一個具有濃重的西化傾向,一個以為世界最近之將來必是中國文化之復興,但是二者的共同之處,則在于對中西文化和文學的差異有清醒的認識。魯迅西化的文化選擇取向並沒有使他把西方的話語生搬硬套到中國的文化與文學中來。他從來沒有用“封建主義”等西方詞匯來解釋中國古代社會,也沒有用浪漫主義、現實主義來解釋中國古代文學。他指出中國沒有“悲劇”觀念,對于林語堂得意洋洋地將humor譯成“幽默”並在中國文學中尋找“同黨”也不以為然。1932年,針對日本人要編《世界幽默全集》,他在《致增田涉》的信中說︰“所謂中國的‘幽默’是個難題,因‘幽默’本非中國的東西。也許是書店迷信西洋話能夠包羅世界一切,才想出版這種書。”“中國究竟有無‘幽默’作品?似乎沒有。”就此而言,魯迅較之生搬硬套的同代人,顯然要清醒得多。可以說,生搬硬套體現了文化踫撞之初對異質文化的認同性變異。因為人們對于陌生的對象,往往喜歡從自己已有的經驗去想象它;而另一方面,則是媒介者考慮到本土的便于接受而故意“誤讀”,就像近代那些“豪杰譯”,將西方小說翻譯成中國式的章回小說一樣。而我們的這套從書,就是想在糾正這種生搬硬套的學術研究模式上有所貢獻。
在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領域,值得注意的另一種研究傾向是對“中西”概念的顛覆與取消。一些學人認為,“中”與“西”不是對等的,“西”有許多國家,法國與德國、英國不同,與美國更不同,把這麼多不同國家的文學放在一起與中國文學比較,有什麼科學性?能夠把法國一個歷史階段產生的文學研究好就很不錯了,現在居然將西方那麼多國家的文學與中國文學相比,又有什麼科學性?
先看“中西”這個概念有沒有使用的有效性。事實上,非但“西”有很多國家,即使“中”也不盡相同——中原文學與楚文學、北方文學與南方文學,但是,無論是中原文學還是楚文學,無論是南方文學還是北方文學,都祖述堯舜,都深受儒家與道家文化的影響並且成為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從大的方面說是一個大文化統一體之內的文學。西方雖然國家眾多,但是這些國家都祖述希臘、羅馬的遺產,中古以降都以基督教為國教(盡管又有羅馬公教與東方正教的差異,有天主教與新教的差異),在現代都面臨著“上帝死了”的文化困境,因而也是一個大的文化統一體。正如韋勒克(R.Wellek)所說的︰“西方文學是一個整體。我們不可能懷疑古希臘文學與羅馬文學之間的連續性,西方中世紀文學與主要的現代文學之間的連續性。”而將中國和西方這兩種大文化中的文學進行比較研究,是真正跨文化的文學對話。至于是研究一個國家的一個歷史階段的文學好,還是研究“總體文學”好,這要看各人的本領。研究一個國家一個歷史階段的文學可以研究得很細很深,也可能研究得瑣碎平庸;研究“總體文學”可能大而無當,空疏淺薄,也可能成為康德、海德格爾式的學術大師。比較而言,理論大師皆出自後者,細密的專家則多出于前者。盡管如此,我們一向反對“比漂”——即古今中外,天馬行空,什麼都知道一點,什麼都不深入。我們希望的是擴出去是學貫中西、博古通今,收回來要成為一個研究專家。這也是我們對于這套叢書作者的期待。
這套叢書得到了北京市重點學科基金的資助。我們對北京市教育委員會促進學科發展與學術繁榮的用心,對北京大學樂黛雲教授對北京語言大學比較文學學科發展的關懷,對國際知名學者佛克馬教授對中國比較文學事業的關心,表示深深感謝。特別需要一提的是,王寧教授雖然已是清華大學外語系的學術帶頭人,但他作為北京語言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的名譽所長和博士生導師,對這一重點學科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中華書局的張彩梅女士對于學術的熱忱和認真負責的精神,令我們深深感動,在此一並表示衷心的謝忱。
高旭東
2006年1月16日于北京天問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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