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要追問「根本問題」?借用黑格爾的語言，一個核心概念在各向度上的充分展開，就是全部理論。再借用西美爾的類比，一旦康德開始追問「自然如何可能」的時候，他就寫出了(《純粹理性批判》；當西美爾追問「社會如何可能」的時候，他寫出了一系列「社會理論」的基礎論文；當我們追問社會科學根本問題的時候，我們就可能寫出統一的社會科學。
在上述視角下審查人類知識的進步，我們意識到，全部人類知識，其實就是以追問根本問題的方式被激發、獲取和積累起來的。人類知識的起點——哲學，始於對未知的「敬畏」，始於「愛智」，始於「天問」。從哲學當中，對「天」與「人」之間關系的追問，導致了道德哲學；由此又發展出兩種敘事方式，其一是「科學」——陳述外在感受，其二是「人文」——陳述內在感受。敘事方式是思維的慣式——思維可以是一，慣式卻可以有多。
沿著科學敘事的傳統，對宇宙起源問題的關注導致了古代希臘語詞所謂的「物理學」——在這一學科內部，根本問題分殊為各層次的和各方面的，就產生了星象學、幾何學、化學、數學。對人類起源問題的關注導致了古代希臘語詞所謂的「生物學」在這一學科內部，根本問題分殊為各層次的和各方面的，就產生了博物學、遺傳學、醫學。
沿著人文敘事的傳統，對靈魂起源問題的關注導致了古代希臘語詞所謂的「心理學」——在這一學科內部，根本問題分殊為各層次的和各方面的，就產生了喪葬、圖騰、神話、神學、命理學。對思維與敘事方式的關注導致了古代希臘語詞所謂的「邏輯學」 (邏各斯)——在這一學科內部，根本問題分殊為各層次的和各方面的，就產生了修辭學、名學、語言學、符號學、腦科學。
第三，也是我們目前最為關注的，在科學敘事與人文敘事這兩種思維慣式之間，始終存在著所謂的「跨學科」思維慣式。在西方思想史上，所謂「社會科學」，肇端於19世紀中葉，在生物學思想的主導下發展成為今天我們見到的樣式。今天，社會科學領域內最偏向於科學敘事的部分，可以概括在「行為學」這一名稱之下——它把人降低到動物現象的層次上加以研究。另一方面，社會科學領域內的最偏向於人文敘事的部分，可以概括在「倫理學」這一名稱之下——它把人提高到精神現象的層次上加以研究。
科學的與人文的敘事傳統，以及傳統內部積累起來的人類知識，依照康德的分類，呈現出沿時間的秩序和沿空間的秩序。前者稱為「歷史」，後者稱為「結構」。
把歷史與結構應用於社會科學，所謂「根本問題」，就表現為貫穿著社會科學全部歷史的結構問題。我們不打算論證，也不太相信社會科學的根本問題是惟一的。有鑒於此，我們采取了枚舉法，來論證社會科學根本問題的存在性。
首先，社會科學是建立在關於「社會」的經驗基礎上的知識，故而在它的傳統之內，它只承認獲得了經驗支持的知識表達。每一位認真的社會科學研究者都難以拒絕這樣一項陳述：貫穿著人類社會以及社會性動物社會的歷史的一類秩序——通常被稱為「合作」——不論從行為學角度審視還是從倫理學角度審視，它對社會現象而言，都具有「根本」的意義。
其次，社會科學的知識，與科學知識類似，必須表達為關於「結構」的陳述。對於「合作」這類社會現象，每一位認真的社會科學研究者都難以拒絕關於合作秩序的結構的知識。 因為合作的秩序，尤其是它的空間形態，是一切社會現象在科學敘事傳統內獲得令人信服的解釋的基礎。
這樣，我們不妨從一個特定角度把社會科學根本問題定義為：「何種結構導致了合作?」注意，這里提出的定義，僅僅是從上述的特定角度提出來的。根據「對話的邏各斯」的邏輯，任何根本問題的定義都不是惟一的。
何種結構導致了合作?這一問句包含了兩個關鍵概念，其一是「結構」——人類知識沿空間的秩序，其二是「合作」。後者需要進一步界定，以免「社會科學」泛濫為「科學」。
古希臘人的科學敘事，據海德格爾考證，其特征在於把事物的「本質」放置於事物的發生演變過程當中，從而避免落人後來西方人落入的思維的形而上學陷阱。把合作秩序放置於演化過程中，這樣獲得的知識，我稱之為「合作的發生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