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2月，我為自己《扭轉潮流》一書的幾個外文版本寫了一篇「後記」。這本關於文化恐怖主義的文集就是在這個後記的基礎上之寫成的。我本打算把原先的這篇材料更新一下，加上伊朗門事件聽證會之後的情況，用作美國第二版的後記；但在寫作過程中，這篇文字本身逐漸有了一些不同的特點，因此我准備將它單獨付印。不過，除非特別說明，在本書中我仍將主要以《扭轉潮流》中的討論和《論權力與意識識形態》中的進一步闡述為背景。
這篇早期的文字探討了幾個問題：中美洲的艱難時期；文獻記錄所反映出來的美國政策制定原則；這些原則在干預第三世界時的運用，特別是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同樣原則在國家安全事條以及工業大國相互關系方面的運用；還有美國國內社會的一些相關特征。並不令人意外，從文獻歷史記錄中得出的核心結論是：美國的國際與安全政策是植根於國內社會的權力結構之中的，其主要目的是保護我們所說的「第五自由」——粗略地說（實際上這種粗略的認識並不失准確），這種自由是動掠、剝削和控制的自由，是采取一切行動以確保現存特權得到保護和提升的自由。在反法西斯戰爭中，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提出美國與其盟國要維護四大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在當時，這第五條自由被忽略了。
美國政策制定的內部文獻以及呈現在人們面前的歷史事件本身都充分說明了美國在理論和行動中對四大自由的重視程度；它們表明，這四大自由是隸屬於第五自由的——第五自由是行動准則，在很大程度上能解釋美國政府在世界范圍內的所作所為。一旦決策者覺察到四大自由可能與第五自由發生沖突（這是司空見慣的事），它們就會被擱在一邊，棄之不顧。
為了執行依照上述原則制定並實施的計划，國家必須編織出一張精巧的假象與欺騙之網。這需要服務於國家利益的意識形態機構的合作一毫不奇怪，國家也給了這些機構可觀的國內財富和權力，讓它們能順理成章地操縱「思想自由市場」，一個按照這些限制來運作的「市場」。這些意識形態機構必須以合適的方式來呈現歷史事實，開展種種「歷史設汁」行動。「歷史設計」這個詞足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服務於威爾遜總統的美國歷史學家創造的，意思就是:「按照能讓我們打贏戰爭的方式來解釋戰爭問題」，不管事實本身究竟如何。人們都知道，嚴肅歷史學家及政治學家的任務與政治領袖的仟務一樣，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來欺騙公眾。因此，著名歷史學家托馬斯·貝利在1948年說道：「大眾都是目光短淺之輩，往往到了刀架在脖子上的時候才能發現危險。我們的政治家不得不欺騙他們，讓他們意識到自己的長期利益受到了威脅。」這一觀點最近得到了哈佛大學國際關系中心主任塞繆爾·亨廷頓的支持。亨廷頓在1981年寫道：「宣傳（對武力干涉或其他軍事行動的宣傳）必須要給人留下錯誤印象，讓他們以為你是在和蘇聯斗爭。美國自從杜魯門主義提出以來一直就是這麽做的。」這一評價十分准確，而且恰好可以用於現在的中美洲危機。學術界同樣也必須被引到這條路上來。科尼爾斯·里德在1949年就任美國歷史學會主席的演講中說：
為了生存，我們必須持有明確的戰爭意識……對於一支戰斗力強的部隊來說，紀律是根本前提——不管這支部隊是在星條旗還是鐵錘鐮刀旗之下行進……一場全面戰爭，無論是熱戰還是冷戰，需要每一個人的參與，要求每一個人盡到自己的職責。在戰爭中，歷吏學家和物理學家一樣肩負著重大責任。這聽起來像是在宣傳用某種形式的社會控制來取代另一種社會控制。簡單地說，確實是這樣。
通常，國家需要確保國內大部分民眾在思維上處於怠惰狀態，限制民眾形成獨立的思維與認知方式的能力，以及闡述與推行不同政策的能力（哪怕它們與政府政策相比只不過是機構設置方式有異）——一旦國家的思想體系受到挑戰，這些不同的政策就有可能受到人們的青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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