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作者鄧正來先生曾經是一位獨立學者,在經歷了體制外向體制內的轉變之后,對於學術界一些問題的思考更具有自己獨特的視角。
本書即是對鄧先生多年來反思與批判的一種總結,收集了鄧先生自2003年至今發表在報刊上的一些文章,其中包括三個形式部分:一是評論文字,二是序跋文字,三是演講文字。從內容上講,本文集主要討論兩大問題:一是對既有的教育制度和研究生培養制度方面的問題進行討論、反思和檢討;二是對既有的學術生產體制及其問題進行討論、反思和批判。
本文集是一部純粹的學術文集,反映了一個嚴肅學者對當下知識生產和再生產的體制進行反思和批判的學術洞見。
目錄
在體制中拒絕主流——《反思與批判:體制中的體制外》自序
①評論
直面中國社會科學發展過程中的四大弊病——中國研究生教育的反思與批判(一)
「山頭主義」、 知識上的不團結、浮躁之風或學術消費主義以及日趨嚴重的狹隘的專科化趨向,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科學直接與博士生和碩士生學習和研究緊密相關的四大弊病。
學術討論為什麼缺位?——中國研究生教育的反思與批判(二)
正是「行政與學術不分」和「輩分與學術不分」這兩種觀念的盛行和落實,中國高校研究生教育中的學術討論才受到了很大程度的抑制。
考研中的「思想品德考核」意味着什麼?——中國研究生教育的反思與批判(三)
「思想品德考核」這一標准在很大程度上有着一種「支配」大學生行為取向的規范性作用,從而致使大學生日趨「弱勢化」或丟失自己的人生價值。
對「考研變高考」的制度性追究——中國研究生教育的反思與批判(四)
中國高等院校應試制度這種安排並不是一種自足性的制度安排,而毋寧是中國當下政治經濟安排的一種依附性的制度安排。
中國博士招生制度必須改革——論「蘇力招博事件」
有一種力量,雖說無形於博士招生制度安排之中,但是卻無時不刻地宰制着我們招生制度安排的方向。
我們對社會生活「言說」的正當性——再論「蘇力招博事件」
作為學者或法學家的我們,不僅需要對社會生活各種現象進行「言說」,而且也必須以同樣的方式甚或更嚴肅的方式直面我們內部或學術界自身之中的各種問題。
對一種被遮蔽的制度性「共謀」的追究——三論「蘇力招博事件」
這張「消聲之幕」對我們的宰制以及由此形成的「共謀」關系乃是「玩弄」或「運作」中國博士招生制度之實踐的基礎。
教師節:一個反思的時刻
「教師節」的存在,不僅會因為我們出色的教育工作而使我們得到鮮花和掌聲,而且也同樣會因為我們的失職和錯誤而使我們背上恥辱的名聲。
讀者「死了」或作者「死了」
基本的理論閱讀,以及養成在我們個人自主意識的支撐下進行閱讀和寫作的習慣——這是我們知識分子如何建構我們個人學術自主性的大問題。
學術批評抑或「逮誰批誰」
我們所需要的是在對批判對象保有基本尊重的前提下展開的從知識脈絡或思維方式或論證效力或價值取向或前提建構等角度出發的學術批評。
對「法制與社會發展」之判准的反思——賀《法制與社會發展》出版十周年
「從法制/法治與社會發展的互動」,在中國法學的新時代里,也就轉換成了「中國法律理想圖景」下的「特定時空的法制/法治與社會發展的互動」。
中國學術刊物的發展與學術為本
對學術刊物與學術發展之間的關系以及學術自主性在學術刊物的編輯過程中所具有的重要意義建構起明確的意識,關鍵乃在於我們對「學術為本」原則的信奉。
學術規范化與學術環境的建構——對《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學術規范(試行)》之合法性的質疑
中國學術規范化的運動必須植根於學術界自己的土壤之中,由廣大的知識分子自己通過對各種學術腐敗現象及其原因進行討論、反思和批判來實現其目的。
對知識分子「契合」關系的反思與批判——關於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再思考
這樣一張具有結構性意義的「消聲之幕」,不僅隱藏了各種各樣的「共謀」關系,而且還使得廣大具有「日常正義感」的知識分子們也不得不變成了「失語共謀者」。
②序跋
邁向學術批判的中國書評——《中國書評》復刊辭
我們所迫切需要的是在對批判對象保有基本尊重的前提下,從知識脈絡或思維方式或論證效力或價值取向或前提建構等角度出發的、有助益於知識增量的嚴肅的學術書評。
關注西方社會科學「文化霸權」的問題——《中國書評》(第三輯)代序
中國知識分子毫無反思和批判地接受西方的概念或理論框架,實際上給西方對中國知識分子的「理論示范」注入了某種合法的「暴力」意義。
知識生產機器的反思與批判——《中國學術規范化討論文選》序言
知識的批判,在脫離對知識生產機器的反思和批判的情況下,就有可能無法有效地洞見知識生產的過程,乃至知識的性質。
法學理論前沿與中國法學的發展——序《法學理論前沿論壇》(第四卷)
「回到經典」並對各種經典構成的各種學術傳統進行批判,才有可能比較確當地發現和建構起我們當下生活世界中的各種法學理論前沿論題。
知識:開放與封閉——《知識與法律》序言
惟有在知識的認知方面保有一種「開放性」,我們才有可能夠為討論、閱讀和思考建構起一個批判的前提,並為促成知識在某種意義上的增量提供可能性。
臨界:中國青年學者的使命與擔當——《中國法律哲學臨界叢書》總序
這種「臨界」時刻的達致,主要通過知識分子從此前的狀態中解放出來,進入一種我所謂的知識分子的「集體性反思」狀態。
學術之路的路標——《寂寞的歡愉》自序
這是一個讀書人期望的路,也是他的命定之路。其間有着無比的歡愉,盡管這種歡愉是一種寂寞的歡愉。
小路上的思與語
這是對當時學術研究中盛行的「消費」傾向、「會展學術」現象以及學術場域與外部其他場域「共謀」的傾向的回應,更是對那條以各種主流形式構成的「大路」的決然批判。
邁向全球結構中的中國法學——龐德《法理學》(五卷本)代譯序
那些隱含在既有制度或規則中的原本可以爭辯的理想要素,在「全球化結構」的支配下,轉變成了不可爭辯的單一理想判准,丟失了理想要素的政治性。
根據中國的理想圖景——自序《中國法學向何處去》
在當下的世界結構中,我們的思想要開始「說話」,但絕不是以一種簡單的方式說「不」,而是要在思想的「說話」中顯示中國自己的「理想圖景」。
③演講
中國法學的重建:批判與建構——受聘吉林大學教授就職學術演講
我們並不是為了回到經典而回到經典,也不是為了批判而批判,而是為了建構而回到經典進行批判。
我的學術之路與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在受聘西南政法大學名譽教授晚會上的致辭
在中國社會科學發展的當下階段,中國學者在研究的過程中必須直面中國社會科學的整體狀況,必須為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作出自己的貢獻。
全球化問題的問題化——首屆「全國法學理論博士生論壇」的學術總評
我們現在只是承認西方論者所提供的各種有關「全球化」的話語,但是卻沒有將其「問題化」。
全球化時代與三種理念的轉換——在首屆「全國法學理論博士生論壇」上的致辭
全球化時代,我們要參照其他國家對「中國」或「我們」的定義重新定義「中國」或「我們」;要給出自己的源出於中國立場的「話語」;還要建構一個具有全球性質的「團隊」或「論壇」。
中國法學向何處去——在天則經濟研究所「雙周論壇」上的演講
要研究現實的中國,就要關注中國現實,就要對它作「問題化」的理論處理。
學術擔當:世界與中國——「中國法學的反思與前瞻」學術論壇閉幕辭
兌現世界性的和中國性的兩項擔當,需要以嚴肅的學術批判為基礎,而且還需要以自主的學術傳統作為我們踐履上述兩項擔當的支撐,而不是任何其他方式。
一出與世風共謀的「鬧劇」——有關博士生「自動罷課」的感言
身為一個學生、身為一個人一定要守住的「本分」,就是你們心里一定要存留的那份「擔當」。
①評論
直面中國社會科學發展過程中的四大弊病——中國研究生教育的反思與批判(一)
「山頭主義」、 知識上的不團結、浮躁之風或學術消費主義以及日趨嚴重的狹隘的專科化趨向,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科學直接與博士生和碩士生學習和研究緊密相關的四大弊病。
學術討論為什麼缺位?——中國研究生教育的反思與批判(二)
正是「行政與學術不分」和「輩分與學術不分」這兩種觀念的盛行和落實,中國高校研究生教育中的學術討論才受到了很大程度的抑制。
考研中的「思想品德考核」意味着什麼?——中國研究生教育的反思與批判(三)
「思想品德考核」這一標准在很大程度上有着一種「支配」大學生行為取向的規范性作用,從而致使大學生日趨「弱勢化」或丟失自己的人生價值。
對「考研變高考」的制度性追究——中國研究生教育的反思與批判(四)
中國高等院校應試制度這種安排並不是一種自足性的制度安排,而毋寧是中國當下政治經濟安排的一種依附性的制度安排。
中國博士招生制度必須改革——論「蘇力招博事件」
有一種力量,雖說無形於博士招生制度安排之中,但是卻無時不刻地宰制着我們招生制度安排的方向。
我們對社會生活「言說」的正當性——再論「蘇力招博事件」
作為學者或法學家的我們,不僅需要對社會生活各種現象進行「言說」,而且也必須以同樣的方式甚或更嚴肅的方式直面我們內部或學術界自身之中的各種問題。
對一種被遮蔽的制度性「共謀」的追究——三論「蘇力招博事件」
這張「消聲之幕」對我們的宰制以及由此形成的「共謀」關系乃是「玩弄」或「運作」中國博士招生制度之實踐的基礎。
教師節:一個反思的時刻
「教師節」的存在,不僅會因為我們出色的教育工作而使我們得到鮮花和掌聲,而且也同樣會因為我們的失職和錯誤而使我們背上恥辱的名聲。
讀者「死了」或作者「死了」
基本的理論閱讀,以及養成在我們個人自主意識的支撐下進行閱讀和寫作的習慣——這是我們知識分子如何建構我們個人學術自主性的大問題。
學術批評抑或「逮誰批誰」
我們所需要的是在對批判對象保有基本尊重的前提下展開的從知識脈絡或思維方式或論證效力或價值取向或前提建構等角度出發的學術批評。
對「法制與社會發展」之判准的反思——賀《法制與社會發展》出版十周年
「從法制/法治與社會發展的互動」,在中國法學的新時代里,也就轉換成了「中國法律理想圖景」下的「特定時空的法制/法治與社會發展的互動」。
中國學術刊物的發展與學術為本
對學術刊物與學術發展之間的關系以及學術自主性在學術刊物的編輯過程中所具有的重要意義建構起明確的意識,關鍵乃在於我們對「學術為本」原則的信奉。
學術規范化與學術環境的建構——對《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學術規范(試行)》之合法性的質疑
中國學術規范化的運動必須植根於學術界自己的土壤之中,由廣大的知識分子自己通過對各種學術腐敗現象及其原因進行討論、反思和批判來實現其目的。
對知識分子「契合」關系的反思與批判——關於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再思考
這樣一張具有結構性意義的「消聲之幕」,不僅隱藏了各種各樣的「共謀」關系,而且還使得廣大具有「日常正義感」的知識分子們也不得不變成了「失語共謀者」。
②序跋
邁向學術批判的中國書評——《中國書評》復刊辭
我們所迫切需要的是在對批判對象保有基本尊重的前提下,從知識脈絡或思維方式或論證效力或價值取向或前提建構等角度出發的、有助益於知識增量的嚴肅的學術書評。
關注西方社會科學「文化霸權」的問題——《中國書評》(第三輯)代序
中國知識分子毫無反思和批判地接受西方的概念或理論框架,實際上給西方對中國知識分子的「理論示范」注入了某種合法的「暴力」意義。
知識生產機器的反思與批判——《中國學術規范化討論文選》序言
知識的批判,在脫離對知識生產機器的反思和批判的情況下,就有可能無法有效地洞見知識生產的過程,乃至知識的性質。
法學理論前沿與中國法學的發展——序《法學理論前沿論壇》(第四卷)
「回到經典」並對各種經典構成的各種學術傳統進行批判,才有可能比較確當地發現和建構起我們當下生活世界中的各種法學理論前沿論題。
知識:開放與封閉——《知識與法律》序言
惟有在知識的認知方面保有一種「開放性」,我們才有可能夠為討論、閱讀和思考建構起一個批判的前提,並為促成知識在某種意義上的增量提供可能性。
臨界:中國青年學者的使命與擔當——《中國法律哲學臨界叢書》總序
這種「臨界」時刻的達致,主要通過知識分子從此前的狀態中解放出來,進入一種我所謂的知識分子的「集體性反思」狀態。
學術之路的路標——《寂寞的歡愉》自序
這是一個讀書人期望的路,也是他的命定之路。其間有着無比的歡愉,盡管這種歡愉是一種寂寞的歡愉。
小路上的思與語
這是對當時學術研究中盛行的「消費」傾向、「會展學術」現象以及學術場域與外部其他場域「共謀」的傾向的回應,更是對那條以各種主流形式構成的「大路」的決然批判。
邁向全球結構中的中國法學——龐德《法理學》(五卷本)代譯序
那些隱含在既有制度或規則中的原本可以爭辯的理想要素,在「全球化結構」的支配下,轉變成了不可爭辯的單一理想判准,丟失了理想要素的政治性。
根據中國的理想圖景——自序《中國法學向何處去》
在當下的世界結構中,我們的思想要開始「說話」,但絕不是以一種簡單的方式說「不」,而是要在思想的「說話」中顯示中國自己的「理想圖景」。
③演講
中國法學的重建:批判與建構——受聘吉林大學教授就職學術演講
我們並不是為了回到經典而回到經典,也不是為了批判而批判,而是為了建構而回到經典進行批判。
我的學術之路與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在受聘西南政法大學名譽教授晚會上的致辭
在中國社會科學發展的當下階段,中國學者在研究的過程中必須直面中國社會科學的整體狀況,必須為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作出自己的貢獻。
全球化問題的問題化——首屆「全國法學理論博士生論壇」的學術總評
我們現在只是承認西方論者所提供的各種有關「全球化」的話語,但是卻沒有將其「問題化」。
全球化時代與三種理念的轉換——在首屆「全國法學理論博士生論壇」上的致辭
全球化時代,我們要參照其他國家對「中國」或「我們」的定義重新定義「中國」或「我們」;要給出自己的源出於中國立場的「話語」;還要建構一個具有全球性質的「團隊」或「論壇」。
中國法學向何處去——在天則經濟研究所「雙周論壇」上的演講
要研究現實的中國,就要關注中國現實,就要對它作「問題化」的理論處理。
學術擔當:世界與中國——「中國法學的反思與前瞻」學術論壇閉幕辭
兌現世界性的和中國性的兩項擔當,需要以嚴肅的學術批判為基礎,而且還需要以自主的學術傳統作為我們踐履上述兩項擔當的支撐,而不是任何其他方式。
一出與世風共謀的「鬧劇」——有關博士生「自動罷課」的感言
身為一個學生、身為一個人一定要守住的「本分」,就是你們心里一定要存留的那份「擔當」。
序
三年前,亦即2003年春際,我的身份由一位獨立的體制外學者轉變成了國家學術體制中的一名普通教師。對於我進入體制的這一舉動,當初有許多朋友在關注與理解的同時,也曾或多或少地表示過這樣一種擔憂,即我在進入體制以后能否在體制性安排的同化作用與評價標准的規訓作用下,依然保有我一貫堅守的那種自主性的研究方式以及拒絕與主流合謀的決然的批判態度?在我看來,此一個殊性的擔憂,背后實則隱含着一個指向每一個當代中國學人良知底線的更為一般性的問題:在存有各種問題且不能一朝盡改的學術體制中,做一個特立獨行的具有批判力的知識分子是否可能?換言之,在「消費學術」、「商業學術」、「會展學術」和「官本學術」頗為流行走俏的知識生產和再生產的結構中,做一個嚴格遵循「學術邏輯」或具有學術自主性的知識分子是否可能?
《反思與批判:體制中的體制外》這本文集所輯錄的是我這三年來在體制中發表的若干評論文章、演講文稿和序跋文字。因此,人們完全有理由把這本文集視作是我用三年來的所思所想向自己和中國學術界對上述擔憂作出的一個初步且部分的回應,更是我對上述一刻都不敢忘卻的問題給出的一個暫時卻明確的回答。顯而易見,我所交出的這份答卷是一份公開的答卷,因而該答卷是否合格也就只有交由世人去評判了。然而,對我個人而言,《反思與批判:體制中的體制外》這本文集乃是對我在進入體制以前所選擇的那條學術「小路」的繼續。這條「小路」的選擇,不僅是對一種個人性的、自主性的思想方式的承諾,而且也是對中國學術研究環境中日趨盛行的學術場域與外部其他場域「共謀」的傾向的回應,更是對那務以各種主流形式構成的「大路」的決然批判。在我看來,這條「大路」在中國學術界的根本特征,不僅在於它所承載的各種思想取向是主流的(這里的「主流」未必意指「正統」),更在於它所承載的各種思想立場都是以一種「集體性」的方式表現出來的——而不論其思想立場是反傳統的或反現代的、左派的或右派的、西化的或中國傳統的。的確,我所選擇的這條「小路」並沒有在體制中終止,而是相反,它不僅頑強地存在着並向前延伸着,而且更是在那條「大路」裹挾式的參照之下,經由一次又一次地被界定,而越發地凸顯出來。換言之,我對中國學術體制的了解越詳盡,透過各種方式參與體制運作的程度越深,也就越是切身地體悟到我在品格上與它的遠。這種遠甚至超過了我身在學術體制之外時與它的距離。
於是,《反思與批判:體制中的體制外》這本文集所輯錄的文字,大體上是以反思和批判既有體制為其基本品格的。這些反思和批判的文字主要集中在這樣兩個方向:一是對中國既有的教育體制進行反思和批判,二是對中國既有的學術體制進行反思和批判。長期以來,我在學術研究中最為注重的乃是人的生命問題,而人的生命在我看來至少是兩重的:一為物理生命,一為精神生命。如果我們真的認為人的生命具有神聖的性靈與崇高的價值,那麼我們就沒有任何理由放棄對人之生命中的任何一重生命進行關注,亦沒有任何理由放棄對型構人之生命的社會秩序的正當性進行追問。當然,本文集所側重關注的並不是人之生命中的物理維度,而是它的精神維度,因為一如我們所知,在民族國家的日常生活中,與人之精神生命具有最緊密勾連的便是它所建構且同時被建構的中國教育體制和中國學術體制。換言之,對中國教育體制和中國學術體制的反思和批判,不僅是關乎每一個學生在其最寶貴的青春求學時光中能否達到求「知」——當然是指「達才成德」之做人的知——這一根本目的的問題,而且同時也是關系到中國學人的未來學術生命、中國學術的未來方向、甚至是中國之未來可能命運的大問題。因此,不論是作為一名教師,還是作為一位學者,我都認為自己有責任不斷對這種經由規划知識生產和再生產的方式而影響人之精神生命的知識生產機器進行分析和反思,有責任時刻對這種對於每一個進行認真思考的人來講都無法徹底擺脫的結構性背景予以盯視和批判。這里需要強調指出的是,我所采取的審視方式,一如本文集所收錄的評論文章、序跋文字和演講文稿所呈現的那樣,並不在於關注某個具體的學術事件或者該事件中某個具體的人物,而在於揭示那些隱匿於具體學術事件背后的起支配作用的制度性安排或者與之相關的一般性思維傾向。比如說,博士招生事件背后的中國研究生招生制度的問題、學術研究不引證論文這一問題背后的中國學術刊物是否以學術為本的問題、教授逃避上課問題背后的大學教師之本分的問題。
……
《反思與批判:體制中的體制外》這本文集所輯錄的是我這三年來在體制中發表的若干評論文章、演講文稿和序跋文字。因此,人們完全有理由把這本文集視作是我用三年來的所思所想向自己和中國學術界對上述擔憂作出的一個初步且部分的回應,更是我對上述一刻都不敢忘卻的問題給出的一個暫時卻明確的回答。顯而易見,我所交出的這份答卷是一份公開的答卷,因而該答卷是否合格也就只有交由世人去評判了。然而,對我個人而言,《反思與批判:體制中的體制外》這本文集乃是對我在進入體制以前所選擇的那條學術「小路」的繼續。這條「小路」的選擇,不僅是對一種個人性的、自主性的思想方式的承諾,而且也是對中國學術研究環境中日趨盛行的學術場域與外部其他場域「共謀」的傾向的回應,更是對那務以各種主流形式構成的「大路」的決然批判。在我看來,這條「大路」在中國學術界的根本特征,不僅在於它所承載的各種思想取向是主流的(這里的「主流」未必意指「正統」),更在於它所承載的各種思想立場都是以一種「集體性」的方式表現出來的——而不論其思想立場是反傳統的或反現代的、左派的或右派的、西化的或中國傳統的。的確,我所選擇的這條「小路」並沒有在體制中終止,而是相反,它不僅頑強地存在着並向前延伸着,而且更是在那條「大路」裹挾式的參照之下,經由一次又一次地被界定,而越發地凸顯出來。換言之,我對中國學術體制的了解越詳盡,透過各種方式參與體制運作的程度越深,也就越是切身地體悟到我在品格上與它的遠。這種遠甚至超過了我身在學術體制之外時與它的距離。
於是,《反思與批判:體制中的體制外》這本文集所輯錄的文字,大體上是以反思和批判既有體制為其基本品格的。這些反思和批判的文字主要集中在這樣兩個方向:一是對中國既有的教育體制進行反思和批判,二是對中國既有的學術體制進行反思和批判。長期以來,我在學術研究中最為注重的乃是人的生命問題,而人的生命在我看來至少是兩重的:一為物理生命,一為精神生命。如果我們真的認為人的生命具有神聖的性靈與崇高的價值,那麼我們就沒有任何理由放棄對人之生命中的任何一重生命進行關注,亦沒有任何理由放棄對型構人之生命的社會秩序的正當性進行追問。當然,本文集所側重關注的並不是人之生命中的物理維度,而是它的精神維度,因為一如我們所知,在民族國家的日常生活中,與人之精神生命具有最緊密勾連的便是它所建構且同時被建構的中國教育體制和中國學術體制。換言之,對中國教育體制和中國學術體制的反思和批判,不僅是關乎每一個學生在其最寶貴的青春求學時光中能否達到求「知」——當然是指「達才成德」之做人的知——這一根本目的的問題,而且同時也是關系到中國學人的未來學術生命、中國學術的未來方向、甚至是中國之未來可能命運的大問題。因此,不論是作為一名教師,還是作為一位學者,我都認為自己有責任不斷對這種經由規划知識生產和再生產的方式而影響人之精神生命的知識生產機器進行分析和反思,有責任時刻對這種對於每一個進行認真思考的人來講都無法徹底擺脫的結構性背景予以盯視和批判。這里需要強調指出的是,我所采取的審視方式,一如本文集所收錄的評論文章、序跋文字和演講文稿所呈現的那樣,並不在於關注某個具體的學術事件或者該事件中某個具體的人物,而在於揭示那些隱匿於具體學術事件背后的起支配作用的制度性安排或者與之相關的一般性思維傾向。比如說,博士招生事件背后的中國研究生招生制度的問題、學術研究不引證論文這一問題背后的中國學術刊物是否以學術為本的問題、教授逃避上課問題背后的大學教師之本分的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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