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政治學系翻譯推介,《毛澤東的政治哲學》將要與中文讀者見面了，對此，我感到由衷的欣慰。
“國外毛澤東研究譯叢”的主編蕭延中先生邀請我談談自己當初為什麼要選擇毛澤東的政治哲學這樣的研究課題，並希望我能對本書出版2u多年以來自己的觀點是否有新變化做些評論。
在20世紀60年代晚期的美國大學校園里，一個具有政治意識的學生對毛澤東和他的思想一無所知幾乎是不可思議的，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尤其是這樣。當我在1965年秋天進入該校研究生院之後，“文化大革命”開始了。而當我開始從事當代中國政治研究的時候，“文化大革命”中的種種事件則開始逐漸展露。作為一名研讀政治理論的學生，我意識到自己被中國這場正在進行且勢不可檔之運動背後的思想所強烈吸引，是不可避免的。
在我讀研究生的初期，我讀了南斯拉夫政治家兼政治思想家米洛凡‧吉拉斯的《新階級》一書。該書于1957年在西方出版。吉拉斯在該書中指出，共產黨當權者可能會被其擁有的權力、享受的權威和隨之而來的經濟特權所腐蝕。正如戴爾博戈所說︰假如你願意，也可把此書看作是對阿克頓勛爵‘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之名言的詳盡闡述。然而，當吉拉斯指出這種腐化的結果是以在社會中創造一個‘慚階級”為其形式的時候，他就已在不同的方向上理解阿克頓勛爵的思想了。吉拉斯的這些觀點與毛澤東當時所提倡的前衛主張遙相呼應。與吉拉斯相同的是，毛澤東也認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中很可能會孳生出一個新階級；不同的是，毛澤東認為在很大程度上，這個新階級發揮著資本家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所具有的同樣的功能，而且，這個新的資產階級也的確正企圖在中國復闢資本主義。與吉拉斯的主張不同，毛澤東對于這—問題，提出的解決方案就是發動（或者是苒發動)一場革命，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
當把毛澤東如何思考這一主題與托洛茨基所強調的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不斷革命論”相比較時，我感到十分驚奇，我開始嘗試著理解毛澤東在中國解放後的思想與他指導中國共產主義革命時期的政治思想之間的內在聯系。這個思考成為我學位論文的主題。
與此同時，在中國，一大批聲稱是從未出版的毛澤東所寫文件及其片斷的新材料，出現在紅衛兵的中文出版物中。篩選和解讀這些新材料的結果，使我原計劃一兩年的研究工作擴展為13年。這項研究的最終成果就是這本《毛澤東的政治哲學》。
本書的結論並不樂觀。20多年後再回首，實在地說，我還是會再次重申和強調這一論斷。事實上，毛澤東將自己帶入了一個理論困境。他早年來源于馬克思唯物主義社會階級學說的觀念有極為牢固的基礎，但他後來依賴“人民”概念，並把它看成是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顯著群體。這樣就使一個人的政治觀念取代了其經濟生活，成為決定他(她)是人民之成員”還是“人民之敵人”的標準。而在觀點上何為“正確”又何為“錯誤”的最終裁決者，則是毛澤東本人。在“文化大革命”臨近的時候，毛澤東恢復了階級標簽的使用，然而他卻保留了是由其觀念正確與否而不是由其經濟地位決定一個人的階級屬性的基本觀點。
毛澤東用 “大亂達到大治”來描“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過程；而沒有毛澤東，這場先亂後治的革命本來就不會發生。事實上，毛澤東創造了一種沒有政治理論家就將失去政治功能的政治理論。
這一謎團使一些人相信某些人的看法(或者他們當時持這種看法)︰毛澤東具有前衛特征的“政治理論”，除了要使其借助中國青年的力量幫助他從一些人手中奪回權力的行為合理化之外，沒有其他任何意義。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這些人曾使他大權旁落。用毛澤東當時自己的話說就是，這些人使他“像個死了的活祖宗”。
現在，我認為毛澤東的政治哲學不僅僅只是純粹使其奪權合理化的理論，我更願意將他的觀點看成是一種具有邏輯缺陷的政治哲學，當這種理論運用于“文化大革命”的實踐時，就給他的同事們和他的國家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
對于曹志為先生和王晴波先生以及其他工作人員翻譯和校譯此書的出色表現，在此我致以誠摯的謝意。我還要感謝作為“國外毛澤東研究譯叢”主編的石仲泉先生和蕭延中先生，是他們將本書納入到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的這套譯叢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