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暖昧的日本：大江健三郎隨筆集

在小說的神話宇宙中探尋自我（王中忱 譯）
二十一世紀的對話——大江健三郎VS莫言（庄焰 譯）
致北京的年輕人（王中忱 譯）
北京講演二000（許金龍 譯）
我在曖昧的日本（許金龍 譯）
柏林講演（呂莉 譯）
「廣島的心」與想像力（鄭民欽 譯）
來自沖繩之「魂」（翁家慧 譯）
光在普林斯頓（庄焰 譯）
歸國感懷（帥松生 譯）
宗教的想像力與文學的想像力（庄焰 譯）
向往「新人」（庄焰 譯）
日本人的道德（魏大海 譯）
《廣島札記》法譯本（胡曉丁 譯）
具體化的祈禱（胡澎 譯）
淺談承諾（帥松生 譯）
水滸傳（庄焰 譯）

不知從什麽時候開始，人們對日本的散文隨筆形成了一種固定的印象：題材多取干風花雪月，善於體味四季的微細變化，寫景抒情，筆致幽美，而又常常帶著淡淡的憂傷。這印象的形成當然不無原由，從周作人翻譯的日本古代隨筆名著《枕草子》，到作為日本審美情趣代表而被大量翻譯介紹的川端康成的作品，確實也都如此。但如果以同樣的期待閱讀大江健三郎的散文隨筆，卻會大失所望。
在日本，大江的散文隨筆作品迄今還沒有全部匯集出版。1996年作家曾把自己的小說做過一番整理，編為十卷，交給新潮社出版。這十卷本里，包括了作家自稱「收尾」之作《燃燒的綠樹》長篇三郎曲。但和以往大江幾次宣稱的「最後的小說」一樣，《綠樹》成了大江小說寫作的一個新起點，《綠樹》以後，大江又先後創作了長篇《空翻》、《被偷換的孩子》、《愁容童子》等。大江的散文隨筆如果全部匯集起來，能有多少，我想文字量不會少於小說。就此而言，這里收錄在本書里的，實在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且主要是近些年的新作。但我覺得，選在這本書里的作品，基本體現了大江散文的特色。簡要地說，大江的散文，不是那種囿於寫景抒情的所謂「美文」，而是一種廣義的大散文：體式多樣，講演、對談、隨感、札記、時事性報道，無所不包；題旨宏大，文中關注和談論的，都是諸如人生、靈魂、國家、民族、社會等一些大問題。讀大江的散文隨筆，會讀得你正襟危坐，滿懷嚴肅。
這當然和大江的自我角色定位有關。在這本散文集里可以看到，大江在談到渡邊一夫、丸山真男、中野重冶以及托馬斯·曼、君特·格拉斯等人時，經常使用的界定性詞語不僅僅是學者；作家或詩人，還特別強調了他們的「知識分子」身份。這些人是大江推崇的精神榜樣，也是他自己所要追求的目標。而大江所說的知識分子，顯然不只是一般所謂有知識的人，而是那種既具備某種專業知識，同時又對社會、人類命運持深切關懷的人。據余英時介紹，在西方，這種意義的知識分子是伴隨著近代啟蒙運動產生的，作為一個社會階層，出現時間不會早於十八世紀(余英寸： 《士與中國文化》)。當然，余氏只是一般性的泛論，至於作為知識分子的文學家里什麽時候把小說家也包括在內，沒有做更為具體的討論和探究，但根據常識可以推測，那可能要更晚一些。
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小說家言」都曾被認為是荒唐無稽不足憑信的故事。據楊絳先生介紹，在英國，到了十九世紀中葉，社會上對小說的看法還「很像中國舊日的看法，以為小說是供入消遣的『閑書，。」(楊絳：《論薩克雷(名利場)》)而在中國，自《漢書·藝文志》肇始的把「小說家者流」等同於「街談巷議，道聽途說者」的正統史家觀點，從來就根深蒂固，甚至遠播周邊漢字文化圈國家，迄今遺響猶存。大江自己就曾說到，他的社會批評和文化批評類的隨筆，在國內並不被認可， 「來自左右兩方的批評一致認為，作為小說家，我還算有點才能，但作為隨筆家就顯得凡庸透頂，甚至對社會有害無益(《日本人被逐年改良了嗎》)。」這批評，與其說是針對大江隨筆的藝術技巧而發，毋寧說是透露出對小說家發表社會見解的不信任。
大江無疑也是相當固執的，他堅持把作為小說家的自己編人知識分子的譜系。他不僅激賞那些「有勇氣在一切公共事務上運用理性」(康德語)的前輩，自身也始終保持對社會公共事務關懷的熱情。當然，與此同時，他寫作散文也有效利用小說家觀察事物的獨特角度和表述事物的獨特方式，以小說家之言，發表知識分子的議論。這為大江的散文隨筆帶來了與眾不同的特色。他關注社會、歷史的重大變動，但絕少空洞地發表議論，常常是通過講述自己的人生與文學經歷，去迫近重大的時代主題。不斷地回顧自身，分析和講述自己的精神成長和文學探索的歷程，是大江散文的一個重要主題。即使在收入本書數量不算很多的文字里，也可以看到，作家的人生經歷，特別是其中的一些重要階段、場面和細節，曾不止一次地被提起，但每次都不是簡單重復；大江習慣把個人的經驗，不斷放到變動的社會語境和知識脈絡上推敲，反復品味體認，從而使他關心的社會、人生的大問題，與個人的日常生活、情感世界建立了密切關聯，也使他各種體式的散文具有了內在的一致結構和深沉的抒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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