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韻研究
音韻研究
內容簡介
歷史語言學在過去十多年中成為興趣焦點之一，一方面它本身有了很大進展，另一方面又托了一些相關學科的福，實驗語音學、社會語言學、類型學的進步使得我們對於現實中的語言變化有了更精確的理解，從而可以更可靠地擬測歷史上的變化。這就產生了那些再學吹打的東西——換一個實驗的角度來觀察漢語語音變化。這個實驗的方法能夠成立，是基於語言變化齊一性這麽個根本假設，即對於語言自然演變的有利條件和限制條件，古今中外都是一樣的。語言學也因此而有可能建立在堅實的科學基礎之上。
目錄
實驗音韻學和語言學語音學
親密與高調——對小稱調、女國音、美眉等語言現象的生物學解釋
漢語元音的高頂出位
台州方言中的嘎裂聲中折調
關於普通話日母的音值
關於普通話的區別特征
聲調筆記五則
音標選用和術語定義的變通性
論分域四度標調制
北宋中原韻轍考——一項數理統計研究
顧炎武的「四聲一貫」說
三四等字的齶化與非齶化問題
齶化與-i-失落的對抗
齶近音的日化
官話中尚未結束的［jΩη］→［λΩη］音變
唇音齒齦化和重紐四等
從群母論濁聲和摩擦——實驗音韻學在漢語音韻學中的實驗
元音大轉移的起因——以上、中古漢語過渡期的元音鏈移為例
後記
親密與高調——對小稱調、女國音、美眉等語言現象的生物學解釋
漢語元音的高頂出位
台州方言中的嘎裂聲中折調
關於普通話日母的音值
關於普通話的區別特征
聲調筆記五則
音標選用和術語定義的變通性
論分域四度標調制
北宋中原韻轍考——一項數理統計研究
顧炎武的「四聲一貫」說
三四等字的齶化與非齶化問題
齶化與-i-失落的對抗
齶近音的日化
官話中尚未結束的［jΩη］→［λΩη］音變
唇音齒齦化和重紐四等
從群母論濁聲和摩擦——實驗音韻學在漢語音韻學中的實驗
元音大轉移的起因——以上、中古漢語過渡期的元音鏈移為例
後記
序
「科學」的概念對中國來說是舶來品，在一個世紀的時間里，她在這個國度快速地生長起來了。這是一個因緣輳合的世紀。然而對於何為「科學」，卻一直是見仁見智。
說遠的——這是時間上的遠，有「五四」前後陳獨秀跟胡適討論「賽先生」的定義；空間上的遠，則有地球那一邊的托馬斯·庫恩等人大談科學革命、科學范式的轉換。我想可以提提就近的兩位：一位是顧准，他的《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收入《顧准文集》，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里有一章「科學與民主」，一反一向「民主、科學」的排序，認為科學應先於民主，科學精神是民主的基礎。有一回我跟曉農大兄談起這個，他說，民主精神、民主程序就是科學精神、科學程序在政治生活中的一種運用。我很認可這一點。顧准給「科學精神」下的定義是：「（1）承認人對於自然、人類、社會的認識永無止境。（2）每一個時代的人，都在人類知識的寶庫中添加一點東西。（3）這些知識，沒有尊卑貴賤之分。……（4）每一門知識的每一個進步，都是由小而大，由片面到全面的過程。前一時期的不完備的知識A，被後一時期較完備的知識B所代替，第三個時期的更完備的知識，可以是從A的根子發展起來的。所以正確與錯誤的區分，永遠不過是相對的。（5）每一門類的知識技術，在每一個時代都有一種統治的權威性的學說或工藝制度；但大家必須五條件地承認，唯有違反或超過這種權威的探索和研究，才能保證繼續進步。所以，權威是不可以沒有的，權威主義則必須打倒。這一點，在哪一個領域都不例外。」這些雖是老生常談，而在上世紀70年代頭幾年的中國，卻是空谷足音。
另一位是李慎之。他的文章很多，我記得住題目的只有一篇《什麽是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開放時代》1998年10月號，廣州）。此文的主旨，是說一些作品雖著述於現代這個時段，卻不符合現代學術的標准，就不能算人現代學術范圍。至於標准，他說：「除民主與科學而外，中國學術不可能有別的區分現代與傳統的標准。」他是拿科學作為衡量學術現代性的一個標准，而我從中看到了他對科學的潛定義：科學具有現代性。或許應該說科學是與時俱進的。譬如中國傳統的語言學，顧炎武的研究是一套科學范式（這里用到庫恩的術語了），在當時不可謂不科學，合乎當時的現代性，但二三百年以後，有新的科學范式出現，舊的范式就成為傳統了。上面所引顧准也是這意思。
顧准強調經驗主義，批判「理想主義／唯理主義」即理性主義，自有其歷史背景。但科學精神難道不是一種理性主義嗎?其實顧准自己也意識到的，在其書第17章中批判「道」的先驗性的時候說：「中國人所謂『道』，外國人也有現成的名詞，叫做羅各斯（Logos），和邏輯（Logic）差一點點。神化的邏輯即是Logos。」Logos是理性主義，Logic也是理性主義，顧准所傾力反對的，是神化的、先驗的、權威主義的Logos，而不是人人可用可參與的、實證的、承認人類知識要不斷發展進步的Logic。現代中國需要科學和科學精神，需要Logic。人們在擺脫了Logos、重溫了經驗主義之後，還是必然要走向Logic的。要是顧准能活到今天，說不定會再寫一本《理性主義：從Logos到Logic》。
說科學是相對正確的、與時俱進的，當然不是說她是善變的、無可無不可的。她有永遠不變的一條原則，就是她的Logic一貫性，這也就是一切科學范式的基礎。既是一貫的又是相對的，她於是嚴謹而開放，有勇氣而無傲氣。說她嚴謹，是因為科學的研究過程具有可操作性和可驗證性；說她開放，是因為科學的發展進程總是不斷突破舊觀念、不斷拓展新領域；科學的方法是認識世界的利器，手握利器，所以有勇氣，敢於探索，不怕失敗；科學在人類社會進化中有其准確的定位，無須如沒落貴族或過時的權威般顯示傲氣。但傲骨是有的。科學有這樣的品質，她將是中國在二十一世紀的引路人。
朱曉農略長於我，我稱他為「大兄」。我們初次見面是在1986年的一次學術會議上，而此前已經素聞他常常鼓吹中國語言學要走科學之路。但其時我對「科學」二字是不甚了了的。1995至1996年間，碰巧有機會在香港理工大學跟他做了將近一年的同事，日夕相處。聊起天來，他說他不大談論這個話題了。我的理解是：談論是談論過了，重要的是實踐。他是既有談論又有實踐的。看他二十多年來的著述，不能說所有的研究成果都是不刊之論，而他為中國現代語言學走向科學化立了大功，這一點則是沒有疑問的。
曉農大兄的一批論文准備結集出版，要我為他寫序。這是我的榮幸，我謝謝他。
2005年5月於京郊之對仄居
說遠的——這是時間上的遠，有「五四」前後陳獨秀跟胡適討論「賽先生」的定義；空間上的遠，則有地球那一邊的托馬斯·庫恩等人大談科學革命、科學范式的轉換。我想可以提提就近的兩位：一位是顧准，他的《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收入《顧准文集》，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里有一章「科學與民主」，一反一向「民主、科學」的排序，認為科學應先於民主，科學精神是民主的基礎。有一回我跟曉農大兄談起這個，他說，民主精神、民主程序就是科學精神、科學程序在政治生活中的一種運用。我很認可這一點。顧准給「科學精神」下的定義是：「（1）承認人對於自然、人類、社會的認識永無止境。（2）每一個時代的人，都在人類知識的寶庫中添加一點東西。（3）這些知識，沒有尊卑貴賤之分。……（4）每一門知識的每一個進步，都是由小而大，由片面到全面的過程。前一時期的不完備的知識A，被後一時期較完備的知識B所代替，第三個時期的更完備的知識，可以是從A的根子發展起來的。所以正確與錯誤的區分，永遠不過是相對的。（5）每一門類的知識技術，在每一個時代都有一種統治的權威性的學說或工藝制度；但大家必須五條件地承認，唯有違反或超過這種權威的探索和研究，才能保證繼續進步。所以，權威是不可以沒有的，權威主義則必須打倒。這一點，在哪一個領域都不例外。」這些雖是老生常談，而在上世紀70年代頭幾年的中國，卻是空谷足音。
另一位是李慎之。他的文章很多，我記得住題目的只有一篇《什麽是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開放時代》1998年10月號，廣州）。此文的主旨，是說一些作品雖著述於現代這個時段，卻不符合現代學術的標准，就不能算人現代學術范圍。至於標准，他說：「除民主與科學而外，中國學術不可能有別的區分現代與傳統的標准。」他是拿科學作為衡量學術現代性的一個標准，而我從中看到了他對科學的潛定義：科學具有現代性。或許應該說科學是與時俱進的。譬如中國傳統的語言學，顧炎武的研究是一套科學范式（這里用到庫恩的術語了），在當時不可謂不科學，合乎當時的現代性，但二三百年以後，有新的科學范式出現，舊的范式就成為傳統了。上面所引顧准也是這意思。
顧准強調經驗主義，批判「理想主義／唯理主義」即理性主義，自有其歷史背景。但科學精神難道不是一種理性主義嗎?其實顧准自己也意識到的，在其書第17章中批判「道」的先驗性的時候說：「中國人所謂『道』，外國人也有現成的名詞，叫做羅各斯（Logos），和邏輯（Logic）差一點點。神化的邏輯即是Logos。」Logos是理性主義，Logic也是理性主義，顧准所傾力反對的，是神化的、先驗的、權威主義的Logos，而不是人人可用可參與的、實證的、承認人類知識要不斷發展進步的Logic。現代中國需要科學和科學精神，需要Logic。人們在擺脫了Logos、重溫了經驗主義之後，還是必然要走向Logic的。要是顧准能活到今天，說不定會再寫一本《理性主義：從Logos到Logic》。
說科學是相對正確的、與時俱進的，當然不是說她是善變的、無可無不可的。她有永遠不變的一條原則，就是她的Logic一貫性，這也就是一切科學范式的基礎。既是一貫的又是相對的，她於是嚴謹而開放，有勇氣而無傲氣。說她嚴謹，是因為科學的研究過程具有可操作性和可驗證性；說她開放，是因為科學的發展進程總是不斷突破舊觀念、不斷拓展新領域；科學的方法是認識世界的利器，手握利器，所以有勇氣，敢於探索，不怕失敗；科學在人類社會進化中有其准確的定位，無須如沒落貴族或過時的權威般顯示傲氣。但傲骨是有的。科學有這樣的品質，她將是中國在二十一世紀的引路人。
朱曉農略長於我，我稱他為「大兄」。我們初次見面是在1986年的一次學術會議上，而此前已經素聞他常常鼓吹中國語言學要走科學之路。但其時我對「科學」二字是不甚了了的。1995至1996年間，碰巧有機會在香港理工大學跟他做了將近一年的同事，日夕相處。聊起天來，他說他不大談論這個話題了。我的理解是：談論是談論過了，重要的是實踐。他是既有談論又有實踐的。看他二十多年來的著述，不能說所有的研究成果都是不刊之論，而他為中國現代語言學走向科學化立了大功，這一點則是沒有疑問的。
曉農大兄的一批論文准備結集出版，要我為他寫序。這是我的榮幸，我謝謝他。
2005年5月於京郊之對仄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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