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之爭」背後的「諸神之爭」

當施特勞斯的政治哲學尖銳地挑戰形而上學哲學的走火入魔時，海德格爾「將形而上學帶到邊緣」的悖論提示同樣具有尖銳的挑戰性。哲學和政治哲學可以不直接回答苦難的問題，但它們的限界都一定相關着苦難的土壤。當然有封閉邊界的形而上學哲學的走火入魔，但在今天仍然將苦難視為自然正當的單向度的政治和政治哲學或許也同樣是一種偏頗。問題迅速在「啟示與理性」立起的界限上結集，於是有2001年3月《啟示與理性——從蘇格拉底到尼采到施特勞斯》的問世，緊接着是同年12月《啟示與理性——哲學問題：回歸或轉向》的問世。
這里從蘇格拉底、尼采到施特勞斯，實際是從施特勞斯回溯尼采回溯蘇格拉底，但不僅是柏拉圖的蘇格拉底，而是站立在存在的界限上的蘇格拉底，即回溯的真正指向是想復活被柏拉圖一亞里士多德的陳述邏輯化傾向抽象掉的生活，並在多層解釋中還原蘇格拉底領受啟示但又不得不顯隱傳授的臨界理性，由此讓我們再次領受這些回溯開端的解釋有怎樣虔敬而獻身的精神。於是哲學的回歸本身就是轉向，它面對的從來是生活的當下，是對現代性危機的為着救治的審理。
哲學與政治的共契，哲學與歷史的整全視野，聚焦於古今之爭，而古今之爭背后是諸神之爭。它的思想的實感直逼西學中取的各種思潮的邊界，有助於我們回復自身的警醒，於是《啟示與理性——「古今之爭」背后的「諸神之爭」》成為呈現在這里的新的結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