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為長江文化研究文庫中的一冊,內容涉及長江流域的生態文化。長江文化既是一種水文化,又是一種多元文化。這雖然取決於多種因素的綜合,但自然環境卻是須臾不可缺少的必要條件。我們研究長江文化生態,揭示「天人合一」的科學價值,弘揚人與自然和諧的天人觀,戰士人與自然對立統一的邊鎮關系,就如同架設了一座溝通文化與生態環境的橋梁。若能進一步順應當今學科之間協同互補、交叉滲透的潮流,運用現代生態學理論以及相關學科知識,就能開拓長江文化研究的新領域。
為了推動長江流域的可持續發展,認真挖掘和總結善待自然、保護自然的經驗,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是很有意義的課題。長江流域的先民面對着不分晝夜、永續流動的河川,充溢着生命的活力與創造的激情。他們合理利用這里優越的自然條件,萌生和發展了以稻作為主的農耕文化;他們尊重自然規律,修築了興利除害、造福歷代百姓的都江堰、大運河等水利工程;他們在大自然的引發下,表現出了親近自然、親近山水的人格風范;他們受大自然的啟示,產生了博大雄渾與天地合一的古典美學以及情景交融的山水詩篇......。總之,在長江文化的天地里,自然永遠輝映着生命的輝光,發展永遠伴隨着不息的大江。在今天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時,我們開展長江文化生態研究,借鑒歷史經驗,增強自然環境和自然資源可持續支撐能力,協調好人口、資源、環境和發展的關系,做到人類向自然的索取能被人類對自然的回饋所補償,就必將促進可持續發展的實現。
序
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之一,這一點並不稀奇,世界文明古國頗有幾個。但是,中華民族最愛歷史,簡直可以說有「歷史癖」,我們有幾千年之久的歷史典籍,聯綿不斷。每一次朝代更換,下一個朝代在百廢待舉的情況下,第一批要做的事情中往往就有為前代修史。這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真可以算得上稀奇了。
中國舊日把所有的典籍分為四大部分:經、史、子、集,名之日「四庫」,史學典籍是其中之一。四庫中有關文化的記載,比比皆是。再加上考古發掘,因此對研究中國文化史或文明史是十有利的。然而,在歐風東漸以及日本風西漸以前,在漫長的歷史時期中,專門研究文化或文明的著作,如鳳毛麟角,絕無僅有。其原因何在呢?
根據我個人的看法,「文化」和「文明」兩詞,都是古已有之的,然而涵義卻同我們今天使用的不無差異。今天的涵義,多少有點「出口轉內銷」的意味,有點受了西方或日本的影響。名詞是舊名詞,卻增添了新的內容,在一定程度上是「舊瓶裝新酒」。中國舊日學者往往不把文化或文明作為獨立研究的對象,所以這一方面的專著就只好付諸闕如了。
我不是研究中國文化史的專家,在這一方面讀過一些書。但並沒有真正下過工夫。根據我的推測,賦予「文化」或「文明」以新的涵義的時期,可能是在20世紀初葉,極有可能是受了外來的影響。其後間有以文化史或文明史名書名文者。在我上大學的時期,也就是30年代初至中葉,最著名的一部書是柳詒徵的《中國文化史》。此書原系大學講義,後連載於《學衡》,最後成書,於1932年出版。此書總起來看,走的還是舊的路數,但是材料頗為豐富,間亦有新觀點,而且規模頗大,不愧是篳路藍縷之作。書中對黃河文化,也就是北方文化,和長江文化,也就是南方文化,都有所涉及,對於兩方面的交流,也舉了一些例證,可供我們今天參考。
建國以來,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學術界表面上轟轟烈烈,實質上則是「萬馬齊喑」。真正文化研究是談不上的。改革開放以後,知識分子頭上的緊箍寬松了一點,思想解放了一些,真正的研究工作開始了。對文化的認真的研究也提到日程上來了。80年代騰涌於全國的「文化熱」,是/頃應時勢的壯舉。這大大地推動了文化的研究。從整體文化研究一直到地區文化研究,都是百花齊放,燦爛輝煌。地區文化研究更是空前興旺。楚文化、齊文化、吳文化等等,都推出了規模大、質量高的專著,令人耳目為之一新。長江文化研究,更不敢後人。有關機構邀集了與長江文化有關的各方面的專家,共同努力,用了將近兩年的時間,寫成了一部由李學勤教授和徐吉軍教授主編的《長江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資料豐富,探討深入,論點鮮明,成為空前巨著。在這樣一個堅牢的基礎上,湖北社會科學院,更上一層樓,擴大了邀請專家學者的范圍,以全國為目標,敦請對長江文化研究有興趣,有造詣的著名學者,擔任編寫工作,編成了這樣一套《長江文化研究文庫》,包括一個「綜論」系列和其他六個系列,共五十多部,真可謂洋洋大觀,前無古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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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舊日把所有的典籍分為四大部分:經、史、子、集,名之日「四庫」,史學典籍是其中之一。四庫中有關文化的記載,比比皆是。再加上考古發掘,因此對研究中國文化史或文明史是十有利的。然而,在歐風東漸以及日本風西漸以前,在漫長的歷史時期中,專門研究文化或文明的著作,如鳳毛麟角,絕無僅有。其原因何在呢?
根據我個人的看法,「文化」和「文明」兩詞,都是古已有之的,然而涵義卻同我們今天使用的不無差異。今天的涵義,多少有點「出口轉內銷」的意味,有點受了西方或日本的影響。名詞是舊名詞,卻增添了新的內容,在一定程度上是「舊瓶裝新酒」。中國舊日學者往往不把文化或文明作為獨立研究的對象,所以這一方面的專著就只好付諸闕如了。
我不是研究中國文化史的專家,在這一方面讀過一些書。但並沒有真正下過工夫。根據我的推測,賦予「文化」或「文明」以新的涵義的時期,可能是在20世紀初葉,極有可能是受了外來的影響。其後間有以文化史或文明史名書名文者。在我上大學的時期,也就是30年代初至中葉,最著名的一部書是柳詒徵的《中國文化史》。此書原系大學講義,後連載於《學衡》,最後成書,於1932年出版。此書總起來看,走的還是舊的路數,但是材料頗為豐富,間亦有新觀點,而且規模頗大,不愧是篳路藍縷之作。書中對黃河文化,也就是北方文化,和長江文化,也就是南方文化,都有所涉及,對於兩方面的交流,也舉了一些例證,可供我們今天參考。
建國以來,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學術界表面上轟轟烈烈,實質上則是「萬馬齊喑」。真正文化研究是談不上的。改革開放以後,知識分子頭上的緊箍寬松了一點,思想解放了一些,真正的研究工作開始了。對文化的認真的研究也提到日程上來了。80年代騰涌於全國的「文化熱」,是/頃應時勢的壯舉。這大大地推動了文化的研究。從整體文化研究一直到地區文化研究,都是百花齊放,燦爛輝煌。地區文化研究更是空前興旺。楚文化、齊文化、吳文化等等,都推出了規模大、質量高的專著,令人耳目為之一新。長江文化研究,更不敢後人。有關機構邀集了與長江文化有關的各方面的專家,共同努力,用了將近兩年的時間,寫成了一部由李學勤教授和徐吉軍教授主編的《長江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資料豐富,探討深入,論點鮮明,成為空前巨著。在這樣一個堅牢的基礎上,湖北社會科學院,更上一層樓,擴大了邀請專家學者的范圍,以全國為目標,敦請對長江文化研究有興趣,有造詣的著名學者,擔任編寫工作,編成了這樣一套《長江文化研究文庫》,包括一個「綜論」系列和其他六個系列,共五十多部,真可謂洋洋大觀,前無古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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