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作者梳理了道家學說在長江流域產生和發展的歷程,對道家和長江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歷史地位進行了深入探討。
長江文化既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源頭之一,亦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從地域性與歷時性的意義上說,它只是對長江流域的上起巴蜀、中經荊楚、下達吳越這個范圍內,古往今來的文化發展歷程的反映。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歷程中,由於地域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因此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地域文化之間的差異以及消長不一的態勢;又由於政治大一統格局與割據狀態的更替,地域文化除了具備自身獨立發展的條件之外,又表現出互相融通的強烈要求與明顯趨向。因此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各種學術思想的形成、學派的誕生、學術思潮的興衰更迭,以及不同歷史時期統治思想的建構與確立,無一不是通過地域文化的此消彼長與互相融通而得以體現的。如果從這個視角看長江文化,那就既要看到其明顯的地域性特征,又要看到這一地域文化與其他地域文化,其中特別是黃河流域的三晉文化、中原文化以及齊魯文化之間的互相融通與互為消長的實際狀況。
道家,是在長江流域的荊楚地區孕育出來的一個學術流派。這個學派的創始人老聃及其后繼的代表人物庄周都是楚國人。當中國傳統文化出現以黃老思潮為標志的首次大融通時,也正是這個學派擔當起主體性的角色,而四篇《黃老帛書》、《鵑冠子》、《淮南子》這些黃老之學的代表作,都出自楚人之手。因此在黃老思潮盛行時期,長江流域的荊楚文化不僅處在上升期,而且成為那個時期的時代精神的鮮明反映。
序
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之一,這一點並不稀奇,世界文明古國頗有幾個。但是,中華民族最愛歷史,簡直可以說有「歷史癖」,我們有幾千年之久的歷史典籍,聯綿不斷。每一次朝代更換,下一個朝代在百廢待舉的情況下,第一批要做的事情中往往就有為前代修史。這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真可以算得上稀奇了。
中國舊日把所有的典籍分為四大部分:經、史、子、集,名之日「四庫」,史學典籍是其中之一。四庫中有關文化的記載,比比皆是。再加上考古發掘,因此對研究中國文化史或文明史是十有利的。然而,在歐風東漸以及日本風西漸以前,在漫長的歷史時期中,專門研究文化或文明的著作,如鳳毛麟角,絕無僅有。其原因何在呢?
根據我個人的看法,「文化」和「文明」兩詞,都是古已有之的,然而涵義卻同我們今天使用的不無差異。今天的涵義,多少有點「出口轉內銷」的意味,有點受了西方或日本的影響。名詞是舊名詞,卻增添了新的內容,在一定程度上是「舊瓶裝新酒」。中國舊日學者往往不把文化或文明作為獨立研究的對象,所以這一方面的專著就只好付諸闕如了。
我不是研究中國文化史的專家,在這一方面讀過一些書。但並沒有真正下過工夫。根據我的推測,賦予「文化」或「文明」以新的涵義的時期,可能是在20世紀初葉,極有可能是受了外來的影響。其後間有以文化史或文明史名書名文者。在我上大學的時期,也就是30年代初至中葉,最著名的一部書是柳詒徵的《中國文化史》。此書原系大學講義,後連載於《學衡》,最後成書,於1932年出版。此書總起來看,走的還是舊的路數,但是材料頗為豐富,間亦有新觀點,而且規模頗大,不愧是篳路藍縷之作。書中對黃河文化,也就是北方文化,和長江文化,也就是南方文化,都有所涉及,對於兩方面的交流,也舉了一些例證,可供我們今天參考。
建國以來,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學術界表面上轟轟烈烈,實質上則是「萬馬齊喑」。真正文化研究是談不上的。改革開放以後,知識分子頭上的緊箍寬松了一點,思想解放了一些,真正的研究工作開始了。對文化的認真的研究也提到日程上來了。80年代騰涌於全國的「文化熱」,是/頃應時勢的壯舉。這大大地推動了文化的研究。從整體文化研究一直到地區文化研究,都是百花齊放,燦爛輝煌。地區文化研究更是空前興旺。楚文化、齊文化、吳文化等等,都推出了規模大、質量高的專著,令人耳目為之一新。長江文化研究,更不敢後人。有關機構邀集了與長江文化有關的各方面的專家,共同努力,用了將近兩年的時間,寫成了一部由李學勤教授和徐吉軍教授主編的《長江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資料豐富,探討深入,論點鮮明,成為空前巨著。在這樣一個堅牢的基礎上,湖北社會科學院,更上一層樓,擴大了邀請專家學者的范圍,以全國為目標,敦請對長江文化研究有興趣,有造詣的著名學者,擔任編寫工作,編成了這樣一套《長江文化研究文庫》,包括一個「綜論」系列和其他六個系列,共五十多部,真可謂洋洋大觀,前無古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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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舊日把所有的典籍分為四大部分:經、史、子、集,名之日「四庫」,史學典籍是其中之一。四庫中有關文化的記載,比比皆是。再加上考古發掘,因此對研究中國文化史或文明史是十有利的。然而,在歐風東漸以及日本風西漸以前,在漫長的歷史時期中,專門研究文化或文明的著作,如鳳毛麟角,絕無僅有。其原因何在呢?
根據我個人的看法,「文化」和「文明」兩詞,都是古已有之的,然而涵義卻同我們今天使用的不無差異。今天的涵義,多少有點「出口轉內銷」的意味,有點受了西方或日本的影響。名詞是舊名詞,卻增添了新的內容,在一定程度上是「舊瓶裝新酒」。中國舊日學者往往不把文化或文明作為獨立研究的對象,所以這一方面的專著就只好付諸闕如了。
我不是研究中國文化史的專家,在這一方面讀過一些書。但並沒有真正下過工夫。根據我的推測,賦予「文化」或「文明」以新的涵義的時期,可能是在20世紀初葉,極有可能是受了外來的影響。其後間有以文化史或文明史名書名文者。在我上大學的時期,也就是30年代初至中葉,最著名的一部書是柳詒徵的《中國文化史》。此書原系大學講義,後連載於《學衡》,最後成書,於1932年出版。此書總起來看,走的還是舊的路數,但是材料頗為豐富,間亦有新觀點,而且規模頗大,不愧是篳路藍縷之作。書中對黃河文化,也就是北方文化,和長江文化,也就是南方文化,都有所涉及,對於兩方面的交流,也舉了一些例證,可供我們今天參考。
建國以來,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學術界表面上轟轟烈烈,實質上則是「萬馬齊喑」。真正文化研究是談不上的。改革開放以後,知識分子頭上的緊箍寬松了一點,思想解放了一些,真正的研究工作開始了。對文化的認真的研究也提到日程上來了。80年代騰涌於全國的「文化熱」,是/頃應時勢的壯舉。這大大地推動了文化的研究。從整體文化研究一直到地區文化研究,都是百花齊放,燦爛輝煌。地區文化研究更是空前興旺。楚文化、齊文化、吳文化等等,都推出了規模大、質量高的專著,令人耳目為之一新。長江文化研究,更不敢後人。有關機構邀集了與長江文化有關的各方面的專家,共同努力,用了將近兩年的時間,寫成了一部由李學勤教授和徐吉軍教授主編的《長江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資料豐富,探討深入,論點鮮明,成為空前巨著。在這樣一個堅牢的基礎上,湖北社會科學院,更上一層樓,擴大了邀請專家學者的范圍,以全國為目標,敦請對長江文化研究有興趣,有造詣的著名學者,擔任編寫工作,編成了這樣一套《長江文化研究文庫》,包括一個「綜論」系列和其他六個系列,共五十多部,真可謂洋洋大觀,前無古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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