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我第一次訪問中國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但貴國的美麗風光，與在那里所遇到的師生的令人驚奇的交談，以及我所體會到的親密友誼和熱情款待，這一切都歷歷如在眼前。在中國逗留的數周使我認識了以前只是在書本上獲知的真切的實在︰中國是一個擁有幾千年歷史的偉大的文明古國。現在，本書的中譯本能夠在這個偉大的文明國度出版，這使我深感愉悅。
本書是在穆倫貝爾格學院（Multlenberg College）的維維安‧沃爾什（Vivian
Walsh）教授的鼓勵下寫成的，他是一位經濟哲學家，自從半個世紀前與他相識以來，我與他幾乎無話不談。很久以前．沃爾什就向我指出，已經在美國和大多數西方國家成為教條式的正統的經濟學說受到了一種我從自己最早的哲學著述開始就在各個截然不同的領域中與之展開論戰的哲學運動的深刻影響。那種運動被稱作“邏輯實證主義”，它是至少三種不同的哲學的派生物︰大衛‧休謨（David
Hume）的英l司經驗論，認為哲學應當成為伯特蘭‧羅素（Beltrand Russell）在20世紀初倡導的符號邏輯的應用的觀念，以及恩斯特‧馬赫（Ernst Mach）的“經驗批判主義”。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甚至此後的哲學論文中，我已經批判了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哲學，特別是認為科學理論只不過是預言手段（prediction
devices）的觀點，以及邏輯實證主義的語言哲學，特別是對于“指稱”（reference）這一核心的語義學概念的在我看來哲學上完全不恰當的解釋。但是我也意識到，實際上所有的哲學家都意識到，邏輯實證主義還有一種引人注目的倫理——或者毋寧說是反倫理——學說，它認為，倫理判斷（事實上是每一種價值判斷）是“無意義的”，至少當我們把它當作真的或假的，或者甚至是得到可以理性地辯護或批判的論證支持的任何東西來看待時，情況就是這樣。相反，這些哲學家認為，價值判斷只不過是情感的表達，或改變他人的情感的嘗試，因此完全是處于理性討論的領域之外的。
我所描述的已經在美國和大多數西方國家成為教條式正統的經濟學說不但受到了我上面指出的邏輯實證主義者的Ⅱ非認知主義”觀點的影響，而且受到了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哲學的影響。本書就是對此的詳細說明和論證，我希望中文讀者能夠從中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