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作者系國內著名社會學家,多年來一直致力於建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學理論。本書系作者20余年來代表性作品的結集,全書從社會運行論、社會轉型論、學科本土化和社會互構論四個方面具體展示了作者提出和倡導的”社會運行學派”的理論構思,凡對社會學理論有興趣者均能從中得到較大的啟示。
鄭杭生,社會學教授,博士生導師。1936年生於浙江杭州,1950年畢業於浙江省余姚縣立中學初中部,1956年畢業於上海市上海中學高中部。1961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哲學專業五年制本科,留校任教。1981-1983年在英國布里斯托爾大學進修社會學和現代西方哲學。1984年受命創建人大社會學研究所、1987年建立社會學系。1986年和1993年分別作為學術帶頭人建立「社會學理論和方法」的碩士點和博士點,1998年建立社會學博士後流動站。曾任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第一任所長,社會學系第一任主任,副校長(1987.9-1997.5)。現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人民大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國社會學會會長,北京市社會學會會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政治學社會學評審組召集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社會學評審組長,教育部社會學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人權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人民大學人權研究中心主任。分別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社會學方面的「七·五」、「八·五」、「十、五」重點課題、「九·五」重大課題。2003年擔任為期八年的《奧運會總體影響項目〈OGGI〉》的首席專家;2004年開始擔任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社會學教材編寫組首席專家。多次出國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和進行講學活動。1991年10月被授予國家有突出貢獻專家榮譽證書。1998年受日本京都立命館大學聘請,去日本擔任改校產業社會學部客座教授一年。有著作多部;論文多篇。作品多次獲國家級和省部級獎。
目錄
第一篇 社會運行論
社會學對象問題新探
改革與社會主義社會運行
社會協調發問題的基本思路
關於我的社會學定義——序董駒翔主編的《社會學》·答我的一些批評者
從社會學學科層次結構看社會學對象問題
也談社會學的學術規范問題
究竟如何看待「價值中立」?——回應《為「價值中立」辯護》一文對我觀點的批評
第二篇 社會轉型論
要研究轉型中的中國社會和成長中的中國社會學
中國社會大轉型
社會公平與社會分層
關於我國城市社會階層划分的幾個問題
我國社會階層結構新變化的幾個問題
警惕「類發展困境」——社會學視野下我國社會穩定面臨的新形勢
走出「逆發展困境」——關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幾點思考
第三篇 學科本土論
中國社會學百年軌跡
社會學中國化的幾個問題
鄧小平與當代中國社會學——紀念中國社會學恢復重建20周年
馬克思主義與社會學——紀念馬克思逝世120周年和誕辰185周年而作
第四篇 社會互構論
社會互構論: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的新探索
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從前現代到現代的社會學考察
社會學理論體系的構建與拓展——簡析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在社會學理論研究中的意義
論社會學元問題與社會學基本問題——個人與社會關系問題的邏輯結構要素和特定歷史過程
社會互構論的提出——對社會學學術傳統的審視和快速轉型期經驗現實的反思
社會學對象問題新探
改革與社會主義社會運行
社會協調發問題的基本思路
關於我的社會學定義——序董駒翔主編的《社會學》·答我的一些批評者
從社會學學科層次結構看社會學對象問題
也談社會學的學術規范問題
究竟如何看待「價值中立」?——回應《為「價值中立」辯護》一文對我觀點的批評
第二篇 社會轉型論
要研究轉型中的中國社會和成長中的中國社會學
中國社會大轉型
社會公平與社會分層
關於我國城市社會階層划分的幾個問題
我國社會階層結構新變化的幾個問題
警惕「類發展困境」——社會學視野下我國社會穩定面臨的新形勢
走出「逆發展困境」——關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幾點思考
第三篇 學科本土論
中國社會學百年軌跡
社會學中國化的幾個問題
鄧小平與當代中國社會學——紀念中國社會學恢復重建20周年
馬克思主義與社會學——紀念馬克思逝世120周年和誕辰185周年而作
第四篇 社會互構論
社會互構論: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的新探索
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從前現代到現代的社會學考察
社會學理論體系的構建與拓展——簡析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在社會學理論研究中的意義
論社會學元問題與社會學基本問題——個人與社會關系問題的邏輯結構要素和特定歷史過程
社會互構論的提出——對社會學學術傳統的審視和快速轉型期經驗現實的反思
序
2004年1月16日收到北京大學謝立中教授的一個電子郵件,說他有一事想與我商量:北京大學出版社擬出版一套「未名社科菁華·社會學」,准備將中國大陸、台灣、香港等地若干主要的華人社會(學)理論學者在社會(學)理論方面的代表性作品結集出版,每人一集,約30萬字。他在和出版社商量入選者名單時將我的名字列人其中。問我是否願意加人。經過考慮,我在幾天后即⒛目的復信中,表示願意加人,並謝謝他的好意。
因此,我就抽時間開始選擇有關社會學理論方面的文章,並按照我為之工作的四個理論——社會運行論、社會轉型論、學科本土論和社會互構論,進行安排和分類。
關於上述四個理論,我想先總的強調這樣幾點:
第一,它們是在探索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的過程中形成的。總的探索路線、研究框架是本土化與國際化相結合,力求既立足本土,又超越本土;既有本土根基,又有國際視野。我把這概括為「立足現實,開發傳統,借鑒國外,創造特色」,它與中國社會學百年歷程的軌跡非常吻合。
第二,它們涉及的是中國社會生活中的一些熱點問題、焦點問題,是中國社會學的一些前沿問題、眾說紛紜的問題,因而,它們不能不反過來對中國大陸的社會生活、對中國大陸的社會學理論探索和學科建設,產生程度不同的影響;也不能不在不同學者中引起不同的意見,引起學術爭論。在我看來,有學術爭論,是十分正常的。
第三,它們無疑是我這些年來進行社會學研究和教學、工作和思考的成果,但同時也包含着近二十年來形成的、以我為學術帶頭人的學術群體的集體成果。它們同時也是對已成雛形的中國人民大學「社會運行學派」或「協調發展學派」的一種展示。四論有先有后,成熟度各不相同,它們還有待於繼續探索、繼續深化、繼續應用、繼續拓展。我深信:只有有了較為成熟的、與時俱進的理論,才會有較為成熟的、與時俱進的學派。
關於上述四個理論,我還想分別簡要地做些說明。
社會運行論主張「社會學是關於現代社會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條件和機制的綜合性具體科學」。這是二十多年前,即上世紀80年代初期,我在英國留學進修社會學和現代西方哲學時就開始醞釀,回國后在⒛世紀80年代中期正式發表的社會學定義。
之所以用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來定義社會學,主要是我們這些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都對十年動亂有一種切身之感和切膚之痛。因為當一個社會陷人惡性運行和畸形發展時,不僅整個社會發展不起來,而且這個社會的每一個年齡段的社會成員都是沒有前途的——「文化大革命」的后遺症到現在我們還能感覺到。因此,提出這個定義不僅僅是理論思索的結果,而且也是對中國大陸現實正反兩方面經驗的認識。由於這個定義是對新中國建國以來的社會運行及發展狀況,特別是對「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惡性運行狀況,進行社會學概括的結果,因而容易為生活在中國大陸的人們所理解和把握,容易使讀者對它產生共鳴。
正是受到「文化大革命」的激發,也受到嚴復用治亂興衰給社會學下定義的啟發,在我的思想中,形成了社會運行和發展有三種類型的思想,這就是:良性運行、中性運行、惡性運行;協調發展、模糊發展、畸形發展。這種三分法不同於嚴復的非治即亂的二分法,這是運用唯物辯證法關於矛盾雙方既對立又統一來分析治亂復雜關系的結果。中國歷史上,既有治世,又有亂世,更多的是那種治亂交雜的世道。所以,我們既承認非治即亂,也承認亦治亦亂。用更一般的語言來說,便是既承認非此即彼,又承認亦此亦彼。這樣,我們所說的中性運行,里邊既有良性運行的因素,也有惡性運行的因素;我們所說的模糊發展,既有協調發展的因素,也有畸形發展的因素。因此中性運行和模糊發展,如果搞得好,就有可能往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方向前進;如果搞得不好,則有可能往惡性運行和畸形發展的方向后退。
社會運行論對解決社會學面臨的理論的、歷史的、實踐的困難是一種推動。就理論方面來說,它成為貫通社會學歷史形成內容的一根主線,明確社會學在社會科學中地位的一個關鍵,理解社會學與各分科社會學關系的一把鑰匙,溝通社會學與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關系的一條紐帶。就歷史方面來說,它明確了社會學的兩大傳統——從孔德開始的西方社會學和從馬恩開始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起源從相反的方向回答同一個問題:資本主義社會的運行和發展問題,特別是這個社會能不能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問題。就實踐方面來說,它提供了社會學為社會服務的新視角。
……
因此,我就抽時間開始選擇有關社會學理論方面的文章,並按照我為之工作的四個理論——社會運行論、社會轉型論、學科本土論和社會互構論,進行安排和分類。
關於上述四個理論,我想先總的強調這樣幾點:
第一,它們是在探索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的過程中形成的。總的探索路線、研究框架是本土化與國際化相結合,力求既立足本土,又超越本土;既有本土根基,又有國際視野。我把這概括為「立足現實,開發傳統,借鑒國外,創造特色」,它與中國社會學百年歷程的軌跡非常吻合。
第二,它們涉及的是中國社會生活中的一些熱點問題、焦點問題,是中國社會學的一些前沿問題、眾說紛紜的問題,因而,它們不能不反過來對中國大陸的社會生活、對中國大陸的社會學理論探索和學科建設,產生程度不同的影響;也不能不在不同學者中引起不同的意見,引起學術爭論。在我看來,有學術爭論,是十分正常的。
第三,它們無疑是我這些年來進行社會學研究和教學、工作和思考的成果,但同時也包含着近二十年來形成的、以我為學術帶頭人的學術群體的集體成果。它們同時也是對已成雛形的中國人民大學「社會運行學派」或「協調發展學派」的一種展示。四論有先有后,成熟度各不相同,它們還有待於繼續探索、繼續深化、繼續應用、繼續拓展。我深信:只有有了較為成熟的、與時俱進的理論,才會有較為成熟的、與時俱進的學派。
關於上述四個理論,我還想分別簡要地做些說明。
社會運行論主張「社會學是關於現代社會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條件和機制的綜合性具體科學」。這是二十多年前,即上世紀80年代初期,我在英國留學進修社會學和現代西方哲學時就開始醞釀,回國后在⒛世紀80年代中期正式發表的社會學定義。
之所以用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來定義社會學,主要是我們這些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都對十年動亂有一種切身之感和切膚之痛。因為當一個社會陷人惡性運行和畸形發展時,不僅整個社會發展不起來,而且這個社會的每一個年齡段的社會成員都是沒有前途的——「文化大革命」的后遺症到現在我們還能感覺到。因此,提出這個定義不僅僅是理論思索的結果,而且也是對中國大陸現實正反兩方面經驗的認識。由於這個定義是對新中國建國以來的社會運行及發展狀況,特別是對「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惡性運行狀況,進行社會學概括的結果,因而容易為生活在中國大陸的人們所理解和把握,容易使讀者對它產生共鳴。
正是受到「文化大革命」的激發,也受到嚴復用治亂興衰給社會學下定義的啟發,在我的思想中,形成了社會運行和發展有三種類型的思想,這就是:良性運行、中性運行、惡性運行;協調發展、模糊發展、畸形發展。這種三分法不同於嚴復的非治即亂的二分法,這是運用唯物辯證法關於矛盾雙方既對立又統一來分析治亂復雜關系的結果。中國歷史上,既有治世,又有亂世,更多的是那種治亂交雜的世道。所以,我們既承認非治即亂,也承認亦治亦亂。用更一般的語言來說,便是既承認非此即彼,又承認亦此亦彼。這樣,我們所說的中性運行,里邊既有良性運行的因素,也有惡性運行的因素;我們所說的模糊發展,既有協調發展的因素,也有畸形發展的因素。因此中性運行和模糊發展,如果搞得好,就有可能往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方向前進;如果搞得不好,則有可能往惡性運行和畸形發展的方向后退。
社會運行論對解決社會學面臨的理論的、歷史的、實踐的困難是一種推動。就理論方面來說,它成為貫通社會學歷史形成內容的一根主線,明確社會學在社會科學中地位的一個關鍵,理解社會學與各分科社會學關系的一把鑰匙,溝通社會學與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關系的一條紐帶。就歷史方面來說,它明確了社會學的兩大傳統——從孔德開始的西方社會學和從馬恩開始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起源從相反的方向回答同一個問題:資本主義社會的運行和發展問題,特別是這個社會能不能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問題。就實踐方面來說,它提供了社會學為社會服務的新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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