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與國家

我們中之一就要詳細地來講米哈伊爾·巴枯寧一生的故事，不過它的大概大家也已經夠熟了。不論朋友還是敵人都知道在思想、意志和持久性的精力上他是偉大的；他們也知道他何等傲慢地輕視大多數人所屈身委就的財富、位勢、光榮以及一切惡劣的野心。作為一個和俄羅斯帝國最高貴族聯姻的俄國紳士，他是最先加入叛逆的大膽集團中的一個，這些叛逆者能夠把自己從傳統、偏見、種族和階級利益中解放出來，而一點不顧到他們自己個人的安適。他和他們一起作着嚴酷的生活戰爭；監禁、放逐以及自我犧牲的人們在苦難中一定會受到的一切危險和一切不幸使得這種嚴酷性格外加重。

伯爾尼公墓里埋着巴枯寧身體的地方只有一塊簡單的石碑刻着姓名。即使這些，對於一個把這種虛榮看得如此沒有價值的工作者來說，也嫌太尊榮了些。他的朋友當然不會替他豎立矜持性的墓碑和身像。他們明白假如他們對他提起為了他的光榮而豎立的一個紀念建築的話，他會大大地發笑的；他們也知道尊敬他們的死者的正確方法是去繼續他們的工作——用着和他們自已所用的那種同樣的熱情和堅韌。在這種情形下，的確，有一個艱難的工作需要我們全體的努力，因為目前這一代的革命者中間對於革命的共同目的還沒有一個人比他工作得更熱烈的。

在俄國學生中間，在德國德雷斯頓的謀叛者中間，在西伯利亞流放的同志們中間，在美國，在英國，在法國，在瑞士，在意大利一切熱誠的人們中間，他的直接影響是很大的。他的思想的獨創性，他口才的多修辭和激烈，他對宣傳的不倦的熱心，再加上他個人自然的庄嚴和有力的活力，使巴枯寧能出入一切革命團體，而他的努力到處都留下深刻的痕跡，甚至對於那些歡迎了他之后又因為目標或是方法上的差異而威脅他離開的人們也是這樣。他的書信是最長的；他會用整夜的功夫來跟革命世界里的友人們寫長信，其中有幾封使怯懦的變得堅強，使遲鈍的覺醒，以及描划出宣傳或是反叛的計划，像一本真正的書籍。這些書信比任何別的東西更能說明巴枯寧在那世紀中革命運動里所做的非常工作。巴枯寧用俄文、法文和意文寫過許多小冊子，不論它們怎樣重要，也不論它們在散布新思想上怎樣有用，它們只是巴枯寧著作的最微小的一部分。

這本《上帝與國家》其實是一封信或是一個報告的片斷。正象巴枯寧的大部分別的寫作一樣，它同樣有文字上的缺點，缺乏適當的分配；此外又突然中斷：我們努力想發現這文稿的結尾，卻沒找到。巴枯寧沒有充分時間來結束他所擔承的工作。另一件工作已經在進行的時候，前一件還沒有完成。他對批評他的作品的人們說：「我的生命本身就是一個片斷。」不過，雖然《上帝與國家》這本書沒有寫完，讀者自然不會對於它的刊印覺得遺憾。它里面所討論到的問題是用了邏輯的獨特的精力來處理且處理得很決斷的。他只對他的誠實的反對者正確地講起這些，他替他們指出目前這種一切強權所由建立的神權的信仰之空虛性；他替他們證明一切政府起源的純粹人為性；最后，毫不停留地就討論到公共道德已經加以責各的那些國家基礎，例如地理上的優勢、暴力的行使、高貴性、財富等等，他對於把各社會的政府假托科學的那種理論給予公平的處理。即使假定我們在敵對的野心和密謀的沖突之中能夠辨明誰是虛偽的，誰是真正的學者，並且能夠找出一種選舉方法確能把權力交給那些有真正知識的人的手里的話，他們對於他們的政府的智慧和誠實又能給我們什麼保證呢？相反地，在這些新的主人的身上難道我們還不能預先見到那種跟以前以及現在的主人身上所有的全然相同的愚笨和罪惡嗎？第一點，科學並不如此，它是在變的。現在有學問的人在將來只能算做什麼也不懂的人。讓他想象一次他已經達到了這種目的，而就為了這原因即使在孩子剛生下來的時悠他就沒落了。但是，他如果能夠在本制裁上理解真理，他只能夠使自己被特權所腐化而使別人被權力所腐化。要建立他的政府，他必須像所有的國家領袖們一樣地試着去拘捕那些在他之下生活着的群眾的生命，為了保持安靜而使他們一直無知無識，並且為了使他能夠從更高的王位上來統治他們，把他們漸漸地加以抑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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