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是在距今半年前的時候，我系內的同仁林端教授轉達了北京大學社會學系謝立中教授的意思︰邀請我自選一些過去已發表的文章，由北京大學出版社來出版。能夠在祖國大陸出版自己的著作，讓更多的讀者有機會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是一件可喜的事，我自無不答應的道理。
答應了之後，接著來的問題是︰怎麼選?這確實是一件必須認真考慮的問題。從1968年赴美國修習社會學博士學位算起，正式踏入社會學的領域作為學習者，迄今已整整36個年頭。若以1974年學成回台灣任教做個專職的社會學教授算起，也有30年的整數。在這一大段的時間里，寫下來的文字，雖不敢說“等身”，但就數量來說，著實也是有一些。要從這些作品中選擇一部分出來匯集在一起成書再次發表，說真的，還真是有點困難的。經過一陣子的思索，我選了12篇文章作為這個文集的內容。為什麼做這樣的選擇呢?我為自己訂下了一些準則，在此恐怕有必要加以說明，讓讀者們明白我心中的用意。如此，讀者讀起來，或許，比較能夠引起興趣，也比較踏實，更是比較容易引來心靈上的感應。倘若一份作品代表著作者與讀者之間思想和心靈溝通的橋梁的話，此一講究心靈感應的要件是我一向特別看重的，因此，我把所以做這樣選擇的準則說出來，好讓讀者從中體會我的期待，也得以有感應的契機。
首先，我考慮的是，挑選出來的文章必須足以反映出自己在這30年間持續關心，且一直致力于思考的基本課題。有鑒于此，我似乎有必要對我個人在這30年間所關懷的問題有所說明。簡扼地說，自從走進社會學這個學術領域之後，有了更多的機會接觸西方的社會學理論思考之後，我個人愈加感覺到，不管社會學家們自稱其論述是多麼“客觀”、具“普遍性”、且是把“價值”予以懸擱著，其論述的背後總是有著特定的哲學人類學的存有預設和認識論作為後盾的。只是，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之下，或者，西方社會學者自己沒有意識到，在他們的“科學”論述里，存在有這樣來自其所承繼之文化深層底處的“定見”；或者，縱然是意識到了，但是卻不願意承認。
假若我這麼說是可以接受的話，那麼，嘗試挖掘存在于西方社會學論述(特別是理論論述)背後的基本存有預設與認識論，應當是我們學習和理解西方社會學知識的必要工夫。否則的話，我們會很容易被西方社會學家長期經營下來之厚重、且組織細密、傳承悠久的知識體系所懾服，以至于我們總是毫無警覺地以他們所提供的概念和設立下的命題作為依據，而依樣畫葫蘆地做起學問來。東施效顰，怎麼說都是不成樣子，總感覺到少了些什麼的︰得不到人們的感應同情，自是可以預見。就在這樣的認知之下，我優先考慮有關討論西方社會學理論思考與一些基本概念的文章，把它們收集進來。在此，我要特別提醒的是，有關我個人對當代西方社會學理論較為系統的評述，讀者可以參看由台灣地區三民書局所出版的《進出“結構一行動”的困境——與當代西方社會學理論論述對話》一書。基本上，收集在本書中之有關西方社會學理論的文章，可以說是這本書中所討論之議題或所提出之見解的腳注或進一步論述。無論就議題的延伸或思想駒推演來說，兩者之間是連貫著的。
既然知識(當然，也包含科學的知識)是人類之社會活動的產物，它們必然沾染有特定的文化與歷史色彩，也烙印著特定的思維模式，其中，隱藏有特定的意識形態，是可以肯定的。然而，作為“非西方”的社會學者，我們有著不同的文化傳統和思維模式，尤其，我們所考察的對象——社會中的芸芸眾生，更因承受的文化傳統、社會結構和思維模式等不同于(特別是現代的)西方人，而有著不同的行事理路，因此，人們所經營出來的日常生活世界的樣態是不一樣的。
顯而易見，在這樣前提的支撐下，學術研究的“本土化”是絕對需要的。特別是，當我們把問題指向西方社會理論思維背後的哲學人類學的存有預設和認識論的時候，“本土化”無疑是提高自我警覺，以謀求“貼切”理解當地的社會現象，尤其是另闢論述蹊徑以豐富整個社會學思考的必要策略。有了這樣的考慮，我不能不把有關社會學“本土化”的文章也包含進來。而且，為了讓深受中華文化燻陶的讀者們有較深刻的心靈感應，我決定把有關討論“本土化”的文章擺在書的開端部分，而讓檢討西方社會理論的文章緊接其後。或許，這樣的安排可以引起讀者們閱讀的興趣，並且能夠產生感應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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