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思想中歷來有「變」的智慧。《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斗轉星移，王朝更迭，上下幾千年，「故夫變者，古今之公理也」（梁啟超）。
照史家說法，「變」有三個級度：一日十年期的時尚之變；二日百年期的緩慢漸變；第三種變化並不基於時間維度，通稱「激變」或「劇烈脫節」。這種變化實為根本性的搖撼和震動，它動搖乃至顛覆了我們最堅實、最核心的信念和規范，懷疑或告別過去，以無可遏止的創新沖動奔向未來。倘使以此來透視中國歷史之變，近代以來的社會文化變革也許正是這第三種。
鴉片戰爭以降，隨着西方列強船堅炮利叩開國門，現代性始遭遇中國。外患和內憂相交織，啟蒙與救亡相糾結，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在朝向現代的道路上艱難探索，現代化既是一種激勵人建構的想像，又是一個迂回反復漫長的過程。無疑，在中國，現代性仍是一個問題。
其實，現代性不只是現代中國的一個問題，在率先遭遇它的西方世界，它同樣是一個難題。鴉片戰爭爆發后不久，法國詩人波德萊爾以預言家的口吻對現代性作了一個天才的描述：「現代性就是短暫、瞬間即逝、偶然」，是「從短暫中抽取出永恆」。同時代的另一位法國詩人蘭波，則鏗鏘有力地呼吁：「必須絕對地現代！」如果說波德萊爾是對現代性變動不居特性的說明的話，那麼，蘭波的吁請顯然是一種立場和態度。成為現代的，就是指進人現代，不但是形形色色的民族國家和社會，而且是千千萬萬男女個體。於是，現代性便成為現代這個歷史概念和現代化這個社會歷史過程的｀總體性特征c
現代性問題雖然發軔於西方，但隨着全球化進程的步履加快，它已跨越了民族國家的界限而成為一種世界現象。在中國思考現代性問題，有必要強調兩點：一方面是保持清醒的「中國現代性問題意識」，另一方面又必須確立一個廣闊的跨文化視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着這種精神，我們從汗牛充棟的西方現代性研究的著述中，遴選一些重要篇什，編輯成系列叢書，意在為當前中國的現代性問題思考提供更為廣闊的參照系，提供一個言說現代性問題更加深厚的語境。所選書目，大多涉及現代性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諸層面，尤以80年代以來的代表性學者和論著為主，同時兼顧到西方學術界傳統的歐陸和英美的地域性划分。
作為一個歷史分期的概念，現代性標志了一種斷裂或一個時期的當前性或現在性。它既是一個量的時間范疇，一個可以界划的時段，又是一個質的概念，亦即根據某種變化的特質來標識這一時段。由於時間總是延綿不斷的，激變總是與漸變錯綜糾結，因而關於現代性起於何時或終於（如果有的話）何時，以及現代性的特質究竟是什麼，這些都是懸而未決的難題。更由於后現代問題的出現，現代性與后現代性便不可避免地纏結在一起，顯得尤為復雜。有人力主后現代是現代的初始階段，有人堅信現代性是一個尚未完成的規划，還有凸顯現代與后現代的歷史分期差異。然而，無論是主張后現代性是現代性的終結，還是后現代性是現代性的另一種形態，它都無法擺脫現代性這個關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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