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阪市立大學文學研究科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和華東師範大學人文學院的共同研究迎來了第四個春秋。我校的COE項目自2002年10月開始啟動，我作為項目推進者，受托研究的課題是“中國城市知識分子的意義與作用”。恰好听說人文學院的高瑞泉院長亦以“中國的現代性與人文學術”為課題開始進行研究，它是“211工程”的一個項目(可以說是中國版的COE)。于是2003年1月，我校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和華東師範大學人文學院之間，就關于城市、知識分子和中國的現代化諸現象及諸問題進行共同研究達成共識。秉承其旨，于2003年12月在華東師範大學招集COE和人文學院雙方的八位研究者進行各自的研究發表，並進行了活躍的質疑應答。共同研究的成果承蒙高瑞泉院長的盡心盡力，刊行了《中國的現代性與城市知識分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3月)一書。
雖說第一次共同研究報告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我也頗以此自負，但也意味著接下來的共同研究就必須在前年度成果的基礎上挖掘出更有深度的問題。最令高瑞泉院長和我頭疼的是對主題的搜討。第一次共同研究，從西洋史家所謂帝政後期的明清時代的社會和知識分子關系開始說起，分析近代黎明期的晚清啟蒙思想家的意識和活動，運用哈貝馬斯的社會理論、福柯的文化理論和斯皮瓦克的政治理論等豐富多彩的理論和分析手法，揭示了以魯迅為首的近現代知識分子特有的意識曲折。但是，對問題的捕捉則多少流于一般性討論，這是不能不反省之處。因而這次的共同研究決定對個別現象進行深入發掘，采用在個別的現象中對城市知識分子和中國的現代化(近代化)如何關聯進行確認的方法，即所謂的個案研究。決定舉行“中國城市知識分子諸相’’為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隨後，COE和人文學院雙方各自在大阪和上海召開了數次個別的研究會，每個人對問題點進行充分咀嚼，而後開始執筆撰寫論文。經過對事先交換的八篇論文進行充分討論之後，于2004年10月28日和29日兩天，從上海迎來高瑞泉院長等四位研究者，在我校的文化交流中心舉辦了研究報告會。謹按當時的發表順序，將諸位論文題目附記如下。高瑞泉(華東師範大學人文學院院長)《論“五四”知識分子的“平等”觀念——以“新青年”派為中心的考察》，川尻文彥(帝琢山學院大學副教授)《辜鴻銘與“道德”的課題——俯視東西文明的視角》，山口久和(大阪市立大學文學研究科教授)《近代的預兆與挫折——清代中期一個知識分子的思想和行動》，張曉林(華東師範大學副教授)《從陳獨秀宗教觀的變化看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精神緊張》，晉榮東(華東師範大學副教授)《城市的公共領域與政治文化的培育——李大釗在1919年前的實踐與思考》，王標(COE特別研究員)《(越縵堂日記>1865—1871︰晚清浙東一個歸鄉官吏的生活空間》，松浦恆雄(大阪市立大學文學研究科副教授)《文明戲的實像——中國戲劇的近代自覺》，劉曉虹(《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副編審)《中國近代個人觀轉型初探——以嚴復、梁啟超為中心》，共計八篇論文。現在呈獻給讀者的就是本次會議的成果，根據各篇論文的主旨與共同傾向，我們將書名定為《城市知識分子的二重世界——中國現代性的歷史視域》。“二重世界”首先是指知識分子的生活世界和思想世界，同對也是指他們的個體世界與外部空間。富有個性的知識分子各自思想和行動的微觀世界，與中國的近代化這個宏觀世界復雜且緊密地糾纏在一起，編者設置這個主題的意圖就在于想逼近這個歷史真實。
在這次共同研究會所設定的主題和副題之下，各論考具有怎樣的意義?論者究竟明確了什麼?參照我自身的問題關注，試作若干整理如下。
自由和平等可能是近代至為重要的指標，國家和社會只有實現了真正的自由和平等方能邁進近代的歷史階段。《新青年》雜志創刊于可謂中國近代化曲折之頂點的“五四”運動時期(1916—1921)，並推進了近代化運動(新文化運動)。高瑞泉教授的論文縱觀中國思想史，在廣袤的視野下對編輯《新青年》的啟蒙知識分子的“平等”觀進行詳細分析。在大阪會議上，我安排該論文首先發表，以導人以下的諸論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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