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著的傳統——十八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府政策

活著的傳統——十八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府政策
定價:120
NT $ 104
  • 作者:高王凌
  •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 出版日期:2005-08-01
  • 語言:簡體中文
  • ISBN10:7301083963
  • ISBN13:9787301083963
  • 裝訂:221頁 / 23 x 15 cm / 普通級 / 初版
 

內容簡介

本書共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討論清代的農業發展政策,清人是怎樣為解決人口問題而提出了一套經濟發展政策,它的內容是什麽,如何實施和起到怎樣的作用。政策政策問題是歷史研究中一個比較新的領域。過去學者們曾研究過許多王朝初年多會有過的「墾荒政策」,本書旨在回答,傳統政策在所謂「招徠墾荒」這外或「恢復時期」之後,對於和平時期的經濟發展,還是無征可言?如果說有,它是怎樣的?或者我們可以倒過來問,經濟發展及其政策問題,是否只有一個「現代」問題,這中間的歷史難道只是一種「斷裂」?

在18世紀上葉,清政府全力在各省推行勸農政策,這直接帶動了政府權力的擴張,各地也涌現出一批能員和循吏;乾隆初年更進而考慮土地制度的變更,更為全面地干預經濟,特別是在糧食問題和糧政方面進行了一場巨大的試驗。本書第二部分即圍繞這些問題,進而探討政府職權的擴張,以及當時人們對政府角色問題的想法和反省。這也是一段為國內外學者「忽略」了的歷史,但它卻是中國史中一次重要的「脈動」,並與20世紀的「大政府」現象直接有關。

第三部分轉入「工業」政策及有關問題的討論,以對清代經濟發展政策有一個完整的回顧。傳統政府是否有過「工業政策」,這提法似乎也有些「匪夷所思」,其實已有學者指出清代政府在礦政上的作為,傳統政府對農家手工業的提倡也是人所共知,與此有關的還有哪些方面?工業的發展與中國傳統文化是否會有或有著怎樣的矛盾或沖突?我們又應如何認識那些潛在的問題?再者,如果說中國傳統經濟是一個「走到頭」的經濟,那麽這種說法是否正確,我們又該如何認識這一問題?所有這些,在這一部分都要有所回答。
 

目錄

再版序言
原版誡序言
第一部 人口問題和經濟對策
第一章 人口問題的發現和經濟對策的提出
1 清初歷史的階段划分
2 發現人口問題
3 轉移政策重心
4 提出經濟對策
第二章 勸農策的推行
1 例證之一,四川
2 例證之二,陝西
3 推廣多種經營
第三章 勸農策的成效和發展中的問題
1 政策目標和經濟成就
2 例證之三,廣東等先進地區
3 例證之四,其他欠發展地區
第二部 糧政問題和政府干預
第四章 糧食生產政策和糧產的增加
1 糧產增加的主要因素
2 糧食供求形勢和對糧產的強調
第五章 政府職權的擴大
1 加強地方行政
2 勸農方面的政府作用
3 限制部分生產經營
4 討論土地及租佃制度
第六章 糧政方面的新嘗試
1 乾隆初年的糧政變化
2 乾隆十三年的大討論
第七章 糧政得失和政府干預問題
1 糧價上漲及其人為因素
2 政府角色的重新反省
3 農業政策的再評價
第三部 工業政策和經濟前景
第八章 工業生產和有關政策
1 推廣農家手工業和解除礦禁
2 清代工業發展和江南工業區
3 傳統經濟思想及其局限
4 政策上的潛在問題
第九章 清代中國的經濟前景
1 經濟發展及其前景
2 中國歷史的正面貫通
3 結語
參考文獻和書目
 

18世紀,是世界歷史的一個分水嶺,是發現工業革命和進入新的物質文明的一個世紀。幾千年來的文化觀念,從此發生重大改變。似乎頓然有了一種「今是而昨非」的感覺,於是世界各國都有了「先進」和「落后」的區分,甚至誰若沒有「現代化」,就要「被動挨打」,被擯除於「世界民族之林」了。像中國一類古老國家的歷史文化,本來還是眾所景仰,突然之間,竟變成一塌糊塗、不堪回首。

本書成文於20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即曾打算采用《活着的傳統》作為書名(文庫主事未能采納),原有打破種種成見之意。對於過去的文化傳統,持一個不帶偏見的看法;即使是站在「現代」立場,也不認為二者之間有一不可逾越的障礙;甚而堅持中國文化傳統原有其固有的價值,省得一說起中國歷史,就是「封建」、「落后」,一大堆帽子四下翻飛。也算是自作主張「正面觀察,貫通古今」的一個結果。

「活着的傳統」,意謂傳統仍活生生地活在今天。是說古往今來許多東西,看似傳統、老舊,卻仍有其現代價值。現代原是從它走來,今日仍立在這一基礎之上。這番話若在80年代講出,不敢說是驚世駭俗,也頗覺不合眾論。但在今天看來,卻又似乎頗嫌不足。也許,三百年來我們就是乘坐在一同一條船上,十八世紀,正是二十世紀的「先聲」?而且,它也未必只有一個「工業化」的發展目標?……

說到這里,本書的立意,已與初版時有所不同,但仍不能說就有了什麼最終答案。思念及此,更增加了「一代有一代之史」的感慨。歷史恐怕就是這樣寫出,和不斷修訂的。要想當「歷史的審判官」,說來,我們的「資格」都差着呢。

本書是不是把歷史寫得「太好了」,這也是對它的主要批評之一。如此,我倒可以舉出一二例證。樓下領導王姓老姐倆,早年曾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獲得過國際著名獎項(她們雖是學長,卻非與我同一專業)。讀了小書后說:沒想到今天中國農業是這麼走過來的,以前還沒有看到這麼清楚的說明。

再一個是史學大家黃仁宇,他寫信給我說:「我對費正清教授有許多不能同意的地方,但是他曾對我說起:『把一個局部的問題研究得切實徹底,以后舉一而反三,對旁的問題就有獨具只眼的看法了。』現在看你研究傳統的重農政策,深有此感。」又說:「你認為中國歷史有它自己的本位,不能平白付於『資本主義萌芽』的一個QUICK FIX(按:當即簡便設計之意),應當使很多學者讀者深思而受益。至於你引用拙著歷史為何如是展開才是正途,提倡應該如是展開首先即將問題看錯(按:即切忌不可作中國為何『不能』或『沒有』什麼之『反向提問』),尤為銘感。」他一面對這書只能印得一千五百冊感到不平,一方面又勉勵說:「我的《明代16世紀的財政和稅收》也只發行一千二百本,還是看書刊在出版界長久的影響吧!」

還有未曾謀面的學者評論小書:(所述)18世紀「這些政治努力與陶澍、林則徐、魏源等的漕政與鹽政改革相比,規模與重要性都有過之而無不及」(《近代中國的思想歷程》)。或許,我們還需要進一步重構「18世紀經世之學」,才能把許多事情說清,設若沒有這些人和這些學問,「康乾盛世」又建立在什麼之上?

反觀十余年前,着手研究這些問題之時,固然是書寫歷史,另一方面,也傾注了筆者對當代問題的若干關注(這在當初曾頗受非議)。在初版前言中,我對這點並未諱言。如經濟政策上的「多種經營」,(鄉村)工業的發展,等等。就此也可以說,本書既是對昔日歷史的一個現代詮釋,也是對當代農村改革的一個歷史說明。也有若干地方,日后為杜潤生回憶錄引用。也無怪乎在密歇根大學講演時,李侃如(LIEBER-THAL)、奧克森伯格(OKSENBERG)都感到了其間的相關關聯。……不知后來學子還能否領略我的這番苦心,和這樣對歷史往復前后觀察?

本書初版久已脫銷,也不時有學子(包括相識和不相識的)向我打聽。這次再版,多虧中國留美歷史學會王希,北京大學謝茂松的熱情幫助,謹此致以誠摯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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