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語與秩序

其一，這種研究方法實際開了文學理論斷代史——尤其是中國現代形態文學理論史上以十年為一時段的斷代——探討的先河，打破了先前文學理論研究多是「通史」或「時期史」的局面。不可否認，這種「文學理論斷代史」的研究模式，勢必產生示范的作用。因為，各個時段有各個時段的特點，無論要想了解中國的還是外國的文學理論，都需要進行這種斷代的、深入的、細致的探析，否則，對文學理論狀況的了解終會是粗疏的、膚淺的。該書的論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把一個混沌無序、糾纏不清的40年代文學理論，作了明晰的表達和區分，這就給進一步的探究指出了可行的方向。
其二，它帶有「理論系譜學」和「理論考古學」的味道：這里，我是套用了常見的「知識系譜學」和「知識考古學」的概念。眾所周知，文學理論的發展是有承繼性和遺傳性的，是有譜系脈絡的。而文學理論的變化，歸根結底又存在於諸種因素推動下的「形態」和「范式」的變革之中。所以，對某一時期文學理論的話語構成機制進行實例解剖和個案分析，考古發掘式地通過追溯當時文學理論的譜系分布狀況，是可以發現許多文學理論活動的規則的。比如，該書對中國文學理論的現代性問題，就產生了新的、清晰的認識。可以說，這部書至少在這一方面做了相當有益的嘗試。
其三，它一定程度上顯示了「文學理論史料學」的價值。我國文學理論研究為何存在嚴重重復、資源浪費和學科性不夠的現象，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理論史料學」不發達。這樣，理論的研究和建構就比較盲目，歷史上有用的東西就不能合理地吸收。我們看到，這部書在史料爬梳方面確是下了功夫的。它不但掌握了40年代解放區和國統區的文學理論材料，而且掌握了當時淪陷區的文學理論材料；不但注意了這三個對立區域40年代前期的文學理論狀況，而且注意了40年代后期的理論狀況：不但理清了它們之間的各自的發展面目，而且擺正了它們作整體在中國文學理論發展史上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