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84年我在芝加哥大學經濟系通過博士資格考試進入論文寫作階段，到現在已有20年的時間，這20年來我始終不渝地以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作為研究的主要課題。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名師匯聚，以倡導市場經濟而聞名於世。該系在培養學生上有兩個不太為外人熟知的傳統：一是重視實證，二是要求外國學生將本國的經濟問題作為博士論文的選題。在舒爾茨和約翰遜兩位教授的鼓勵下，我以當時國內進行得如火如荼的「農村改革」作為論文主題，從此便和我國的農村發展問題結下了不解之緣。
1987年，在耶魯大學經濟增長中心作完一年博士後研究，我攜全家回到國內，在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先後工作了7年，這段經歷加深了我對我國農村問題的理解。後來，隨著參加的國內改革問題討論領域的擴展，我的研究范疇也隨之從微觀延伸到宏觀，從農村擴大到國企、外貿、金融、收入分配等國民經濟的各個領域。同時，為了了解為何中國改革前的經濟發展困難重重，而起始條件和我國大致相同的亞洲「四小龍」卻在同一時期實現經濟起飛而成為令世人矚目的新興工業化經濟，以及為何我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而轉型前面臨的問題和我國相似的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改革卻遭遇了極大的挫折，我研究的視角也隨之從國內的問題擴展到國際的比較。
我剛開始從事獨立研究的時候，和許多學生一樣，以當時經濟學界普遍接受的理論為出發點來考察我國的問題。不過，我很快就發現，雖然芝加哥大學被稱為當代經濟學的聖殿，我在那里學到的是當時經濟學最前沿的理論，但是用在芝加哥大學課堂里學到的理論來解釋許多在我國改革和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時卻經常顯得蒼白無力，總有牽強附會的感覺。於是我嘗試著根據我對我國經濟現象的觀察，找出那些問題背後的決策者是誰，決策者所要達到的目標、所面臨的約束條件及其特性等，然後以經濟學最基本的理性原則為出發點來構建自己的理論模型。幾年下來，這些一個個單一的理論模型，竟然自成為一個以要素稟賦結構、政府發展戰略、企業自生能力、產業技術結構內生性、金融結構內生性和政府干預內生性為主要內容，前後邏輯自洽的發展和轉型理論體系。這個「一以貫之」的體系在解釋發生在我國各個經濟領域的許多問題、現象時，比國際經濟學界通行的理論更有說服力；而且，也比當前被經濟學界普遍接受的理論能夠更好地解釋許多出現在其他發展中國家和轉型中國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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