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地圖：中國商人的地域性格與文化精神

序言 中國商人的地域性格
浙江商人 最會做生意的部落
廣東商人 對政治的淡漠於對經商的熱衷
上海商人 最前沿的商人
山西商人 他們的名字叫晉商
山東商人 把經商當事業做
北京商人 權力與商道的雙重運作
東北商人 在酒不言商
河南商人 憨與奸

中國商人具有明顯的地域色彩。各地域商人自成流派，逐漸形成了十大商幫。十大商幫中，南方居多，有徽州商幫、洞庭商幫、廣東商幫、福建商幫等；北方少之，有山西商幫、陝西商幫等。各幫商人的經營項目、活動范圍、經營風格、價值觀念等並不完全一樣。比如近代山西商幫以善理財、獨
創票號著稱；徽州商幫則表現為亦賈亦儒，賈儒結合；廣東、福建兩幫商人以海商為主體，表現出亦商亦盜的組織形式。異彩紛呈，各顯英雄本色，給中國社會和經濟注入了新的活力。
緣何中國商人集團呈現出區域特征?說到底，從商既是一種經濟活動，也是一種文化現象。中國文化的地域色彩是比較明顯的。這一點不但中國的學究夫子多有論述，就是藍眼睛高鼻梁的外國人也有親身感受。19世紀，幾度來華的德國地質學家利希霍芬走遍了大半個中國，最后寫成《中國親身旅行和據此所作的研究成果》一書，比較詳細地描述了中國19個省的人的文化性格特點。雖失偏頗，卻也道出了一些真實。商人經商是在一定的文化傳統與文化觀念支配下進行的，他們的經營原則與方式、經營品種與特色，必然會打上地域文化的痕跡，往往會形成一個流派。
我們說明代商人的地位與以前相比，有變化。但總的來說，仍然處於最低等。洪武時期，統治者曾蠻不講理地規定，農家可穿綢紗、絹布，商賈只能穿絹布。綢紗是高級品，絹布則是粗厚的絲織品，可見在明代的觀念上仍然
是賤商。在政治上，盡管有的商賈已家財萬貫，居室豪華，交結宮宦，與文人學士互相來往，但是他們仍然沒有大官僚、大地主那顯赫的地位。明朝商人，雖可向政府購買官爵，但得到的榮銜多於實權。黃宗羲的「工商皆本，，思
想只能作為一種觀念存在，不可能實際操作。整個明代商人被官府敲詐、勒索、魚肉之現象仍比比皆是。由此，我們就不難理解中國商人賺了錢后，為何不願繼續擴大生意，而是轉向買田置地，或者用於個人享受，或者干脆把錢儲藏起來；我們也不難理解中國早有資本主義萌芽卻不能得到進一步發展；我們還不難理解十大商幫在西方資本主義勢力侵入中國后，為何顯得那般茫然無措而一敗塗地。
到了近代，中國商人除了遭受封建勢力的勒索外，還要受外國殖民勢力的欺壓。他們在夾縫中求生存，其境況之險惡便可想而知。為擺脫封建官府的敲詐，中國商人或在外國注冊，或掛洋行的牌子；為擺脫西方殖民勢力的欺壓，中國商人不得不采取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等形式，與官府進行「合作」。因此，近代中國商人表現出雙重人格。
特別應當提及的是，雖然歷代專制統治者非常憎惡商人，但中國官商卻一直很興旺發達。皇帝本人就是最大的官商。中國商品經濟發展緩慢與中國官商「興隆」可能有着內在的聯系。官商「興旺」，民間商人就「萎縮」。官商一般憑借特權、地位、靠山壟斷市場經營。權力滲透市場，市場上就不可能有公平自由的競爭。
新中國建立后，我們長期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划經濟，企業一切都由國家包起來，廠長、經理只不過是政府政策的執行者而已。因而，計划經濟時代只有工人，而無嚴格意義上的商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們開始了改革開放，商品經濟得到很大的發展；中共「十四大」又正式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宏偉目標。市場經濟呼喚商人的涌現，同時市場經濟又是鑄造商人的大熔爐。可喜的是，中國商人雖不成熟，但已形成一個階層，並且形成了自己的流派。前商業部長胡平先生說：「新商人已形成京派、海
派、港派三種不同風格的流派。他們既競爭又聯合，成為推動中國市場經濟建設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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