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世界已經在過去十二年間改變了容貌而已。民族主義的研究也已經被令人震驚地改頭換面了—在方法、規模、細致度上,還有純粹在數量上的。僅以英語著作而言,J. A. 阿姆斯壯(J. A. Armstrong)的《民族主義以前的民族》(Nations Before Nationalism,1982),約翰.布儒理(John Breuilly)的《民族主義與國家》(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1982),恩耐斯特.蓋爾納(Ernest Gellner)的《民族與民族主義》(Nations and Nationalism,1983),米洛斯拉夫.荷洛區(Miroslav Hroch)的《歐洲民族再興的社會先決條件》(Social Preconditions of National Revival in
Europe,1985),安東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的《民族的族群起源》(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1986),P.切特吉(P.Chatterjee)的《民族主義思想與殖民地世界》(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1986)還有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的1788年後的《民族與民族主義》(Nationas and Nationalism after
1788,1990)--只提幾本最重要的作品--以其涵蓋的歷史範圍與理論的力量,已經在大體上淘汰了討論這個主題的傳統文獻了。大量的將研究對象連接到民族主義和民族的史學的、文學的、人類學的、社會學的、女性主義的,以及其他的研究領域,部份是從這些著作當中發展出來的。
在本文當中,我發現了兩處翻譯上的嚴重錯誤,至少一個沒有實現的承諾,以及一處容易產生誤導的加強語氣。因為在1983年的時候我還無法閱讀西班牙文,盡管還有更早的幾種譯本可用,我卻未經深思就仰賴了格列羅(Leon Ma. Guerrero)對荷賽.黎剎(Jose Rizal)的《社會之癌》(Noli Me
Tangere)的英文譯本。直到1990年我才發現格列羅的譯本是多麼不可思議的錯誤百出。關於奧圖.包爾(Otto Bauer)的《民族問題與社會民主》(Nationalitatenfrage und die Sozialdemocratie)書中的一段長而重要的引文,我則懶惰地仰賴奧斯卡.賈希(Oscar
Jaszi)的翻譯。直到最近我查閱了原文之後我才發現賈希的政治傾向多麼嚴重地扭曲了他的引文。至少在兩段文字當中,我曾經沒有信用地承諾要解釋為何和其他拉丁美洲國家相較之下,巴西民族主義會發展如此之遲,而且如此特異。這個版本會嘗試去實現這個已被毀棄的誓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