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異》的宗旨在第二輯仍是為對當今國際學術前沿問題的有深度的關注。其前沿性不是市場性的,如果它被許多讀者認可,那是因為它思想的新穎、獨創、邃密,因而其着眼點在思想問題域的開掘和拓展上。如果一定要堅持「市場性」一詞,我倒是願意將它理解為「社會性」的同義語,它是思想學術對當代社會問題的關切性。德里達之所以成為20世紀后半期風靡諸多學科的哲學大師,絕非因為他有意識地去迎合市場需要,而是其思想與當代社會的深刻相關性。媚俗不是社會性,無論是肯定的抑或故作姿態的否定的媚俗。
寫一本浮光掠影地介紹后現代思潮表征的媚俗讀物,固然不乏普及、引進之功,但絕難擔當宣布其「終結」的重任。那是一種「市場情結」,是不肯用功讀書的表征。其「終結」雲雲於是多半意味着其個人閱讀的終結。德里達人已垂垂老矣,而其著作卻經得起不斷的「塗抹」、閱讀,因為他寫出了偉大的著作《文字學》。偉大的作品總是對一切時代說話,就看我們是否願意去傾聽、能否聽得見。
我們當然並不一概地反對通俗。本輯趙一凡先生的《后現代史話》的通俗是大手筆,是吃透了原著的升華和再創造,不過我們更看重的是,其通俗的形式下所蘊涵的深厚內容,其對進一步閱讀的暗示和刺激。趙先生是看到了閱讀的無限生長力的。
由於對「思」本身的重視,「潮」之外的文章《差異》也是歡迎的,因為「思」是一條長河,所謂「思潮」只是思想的一個當前顯態。真實在潮頭,也在波瀾不興處。在邊緣、在缺席,如郊廟,如養生,如吃中藥,等等,這些為當代社會所疏遠的中國文化精神,可能正默默地注視着我們。「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