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世界觀的文化史家和思想史家中，都曾有人表達過這樣一種非常接近的思想︰世界上任何一個現代民族中，都存在著兩種文化。如果采用一種簡化的公式來表達，我想，可以概括為︰一種是上層文化，一種是下層文化。這兩種文化是同源而異流的，即源于本土的原始文化，在人類社會出現了分工，出現了被稱為“勞心者”的思想家後，便逐漸創建了上層文化，而處于社會底層的廣大社會成員——民眾，則以傳承的方式承襲著和發展著本土的原始文化；這兩種文化，都形成了各自的傳統，對我們現代人來說，兩者都是傳統文化，但它們之間，既有區別，又相滲透。
具體說到中國的傳統文化，大體也是如此，一種是上層文化，一種是下層文化。雖然經歷過春秋戰國和魏晉南北朝兩次大的文化轉型，儒、道、法各派在互相排拒和互相吸收中大大地推進了中國文化的發展，但到了清末，大抵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尋上層文化，已僵化到了嚴重脫離廣大人民群眾、束縛自由思想和扼殺創新意識的地步。1840年以後，在西方文化（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的影響下，一批代表維新思潮的思想家，已經開始反忌中國文化的局限性，涌起了一個“西學東漸”的浪潮，政治上的改良主義于是也大行其道。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一批革命的思想家和文化人，背叛了養育過他們的上層文化，從舊營壘里沖殺出來，他們的旗幟上寫的是︰反對舊禮教，打倒孔家店，提倡民主和科學，提倡白話文。同時，他們當中有的人執著于借鑒西方文化，有的人則熱衷于提倡民間文化。民問文化就是下層文化。民間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在我看來，“五四”新文化運動所昭示的，實際上是以民主和科學來整合中國的上層文化與下層（民間）文化，推動中國文化的科學化和現代化。
魯迅說︰民間文化的特點是“剛健清新”。“舊文學衰頹時，因為攝取民間文學或外國文學而起一個新的轉變，這例子是常見于文學史上的。”（《門外文談》七）“歌、詩、詞、曲，我以為原是民間物，文人取為己有，越做越難懂，弄得變成僵石，他們就又去取一樣，又來慢慢的絞死它。譬如楚辭罷，離騷雖有方言，倒不難懂，到了楊雄，就特地‘古奧’，令人莫名其妙，這就離斷氣不遠矣。詞曲之始，也都文從字順，並不艱難，到後來，可就難讀了。”（《致姚克信》1934年2月20日）文學如此，文化莫不如此。當一種文化到了快要僵死的時候，攝取民間文化或外國文化而獲得一個新的轉變，也是符合文化發展的規律的。
在過去的一百年間，“五四”先鋒們開啟的中國文化整合方向，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和承繼。雖經幾代人的呼吁和努力，下層文化也得到了某種程度上的拯救和認同，但應當坦率地承認，進展並不都是很順利的，道路也不是筆直的；即使有一些人在做，也往往是孤立無援，得不到社會重視甚至承認。近鄰印度人的《摩珂婆羅多》的出版儀式，曾列為當年國會的大事；芬蘭人的《卡列瓦拉》的編纂成書，曾被尊為民族獨立的象征。在我們，《格薩爾王傳》何曾得到過這樣的榮耀?恐怕連許多文化史家文學史家也是沒有接觸過的。近五十年來考古學的發現，改寫了中國的上古文化史，使中國文化起源的“多元論”成為不爭的結論。但考察中國文化研究界，似乎並沒有從考古學的發現中得到多少啟發，仍在固守著先祖們的家業。遠的說，漢民族及其文化的形成，是融合多民族及其文化的結果；近的說，中國由于多民族的構成，其文化（有的民族也有上層與下層之分），也是多元一體的文化。而下層文化的發展，雖然或多或少地受到上層文化的影響，民族之問也曾不止一次地發生過或強或弱的文化（包括外來文化）交融，不論發生怎樣的影響和變化，從總體來說，下層（民間）文化雖然有某些惰性，但它從來是生生不息、富有活力的，而且至今仍然有其較為獨立的品格和體系。多少民俗學家和文化人類學的調查，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拋開或忽略下層文化，特別是多民族的下層文化及其交流與融合，忽略中國傳統文化的整合，去談論和研究中國文化史，越來越顯示出其研究的片面性和保守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