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寫此書時所懸鵠的如下:(1)融會前人研究結果和作者玩索所得,以說故事的方式出之,不參入考證,不引用或采用前人敘述的成文,即原始文件的載錄亦力求節省;(2)選擇少數的節目為主題給每一所選的節目以相當透徹的敘述這些節目以外的大事,只概略地涉及以為背景;(3)社會的變遷,思想的貢獻,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兼顧並詳。
張蔭麟,自號素痴,1905年生於廣東的東莞,16歲考入清華學堂,1-8歲時因撰文批評梁啟超而得到梁任公的激賞。
1929年赴美國斯坦福大學研習哲學和社會學,四年後回國,任教於清華,兼授哲學、歷史兩系的課程。後應教育部之邀撰寫中國通史,寫就此書。該書本著不引原文,盡量
減少人名地名,以通俗明白之文筆的寫作原則,將中國數千年來的生動歷史有條不紊地展現在讀者面前。
概而言之,此書成就有二:一是此書不但人人能讀懂。二是讀完此書,讀者能對中國歷史有一個客觀、清晰的看法。敘述一個有著幾千年歷史的悠悠大國之歷史,能做到第
一點,已屬不易,能達到第二點,則非大家不可為也。因而雖然此書只寫到東漢,但絲毫不影響其為一部史學名著的地位。難怪諸如梁任公、賀麟、吳 等學界大師,無一例地稱賞他為不可多得的史學天才。
目錄
初版自序
再版自序
第一章 中國史黎明期的大勢
第一節 商代文化
第二節 夏商大事及以前之傳說
第三節 周朝的興起
第四節 周代與夕卜族
第二章周代的封建社會
第一節 封建帝國的組織
第二節 奴隸
第三節庶民
第四節 都邑與商業
第五節家庭
第六節 士
第七節宗教
第/\節 卿大夫
第九節 封建組織的崩潰
第三章 霸國與霸業
第一節楚的興起
第二節 齊的興起(附宋)
第三節 晉楚爭霸
第四節 吳越代興
第五節鄭子產
第四章 孑L子及其時世
第一節魯國的特色
第二節孔子的先世與孔子的人格
第三節孑L子與其時世
第四節孑L子與政治
第五節孑L子與教育
第六節孑L子的晚年
第五章戰國時代的政治與社會
第一節三晉及田齊的興起
第二節魏文侯李克吳起
第三節秦的變法
第四節經濟的進步與戰爭的變質
第五節國際局面的變遷
第六章 戰國時代的思潮
第一節新知識階級的興起
第二節 墨子
第三節墨子與墨家
第四節孟子許行及周官
第五節楊朱陳仲庄周惠施老子
第六節芻臣衍荀卿韓非
第七章 秦始皇與秦帝國
第一節呂不韋與嬴
第二節六國混一
第三節新帝國的經管
第四節帝國的發展與民生
第/乙章秦漢之際
第一節 陳勝之起滅
第二節項羽與巨鹿之戰
第三節劉邦之起與關中之陷
第四節項羽在關中
第五節楚漢之戰及其結局
第九章大漢帝國的發展
第一節純郡縣制的重建
第二節秦漢之際中國與外族
第三節武帝開拓事業的四時期
第四節武帝的新經濟政策
第十章漢初的學術與政治
第一節道家學說的全盛及其影響
第二節儒家的正統地位之確立
第三節儒家思想在武帝朝的影響
第十一章改制與「革命」
第一節夕卜戚王氏的專權
第二節哀帝朝的政治
第三節從王莽復起至稱帝
第四節王莽的改革
第五節新朝的傾覆
第六節東漢的建立及其開國規模
附錄張君蔭麟傳
圖版目錄
地圖目錄
再版自序
第一章 中國史黎明期的大勢
第一節 商代文化
第二節 夏商大事及以前之傳說
第三節 周朝的興起
第四節 周代與夕卜族
第二章周代的封建社會
第一節 封建帝國的組織
第二節 奴隸
第三節庶民
第四節 都邑與商業
第五節家庭
第六節 士
第七節宗教
第/\節 卿大夫
第九節 封建組織的崩潰
第三章 霸國與霸業
第一節楚的興起
第二節 齊的興起(附宋)
第三節 晉楚爭霸
第四節 吳越代興
第五節鄭子產
第四章 孑L子及其時世
第一節魯國的特色
第二節孔子的先世與孔子的人格
第三節孑L子與其時世
第四節孑L子與政治
第五節孑L子與教育
第六節孑L子的晚年
第五章戰國時代的政治與社會
第一節三晉及田齊的興起
第二節魏文侯李克吳起
第三節秦的變法
第四節經濟的進步與戰爭的變質
第五節國際局面的變遷
第六章 戰國時代的思潮
第一節新知識階級的興起
第二節 墨子
第三節墨子與墨家
第四節孟子許行及周官
第五節楊朱陳仲庄周惠施老子
第六節芻臣衍荀卿韓非
第七章 秦始皇與秦帝國
第一節呂不韋與嬴
第二節六國混一
第三節新帝國的經管
第四節帝國的發展與民生
第/乙章秦漢之際
第一節 陳勝之起滅
第二節項羽與巨鹿之戰
第三節劉邦之起與關中之陷
第四節項羽在關中
第五節楚漢之戰及其結局
第九章大漢帝國的發展
第一節純郡縣制的重建
第二節秦漢之際中國與外族
第三節武帝開拓事業的四時期
第四節武帝的新經濟政策
第十章漢初的學術與政治
第一節道家學說的全盛及其影響
第二節儒家的正統地位之確立
第三節儒家思想在武帝朝的影響
第十一章改制與「革命」
第一節夕卜戚王氏的專權
第二節哀帝朝的政治
第三節從王莽復起至稱帝
第四節王莽的改革
第五節新朝的傾覆
第六節東漢的建立及其開國規模
附錄張君蔭麟傳
圖版目錄
地圖目錄
序
這部書的開始屬草,是在蘆溝橋事變之前二年,這部書的開始刊布,是在事變之後將近三年。
現在發表一部新的中國通史,無論就中國史本身的發展上看,或就中國史學的發展上看,都可說是恰當其時。就中國史本身的發展上看,我們正處於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轉變關頭,正處於朱子所謂「一齊打爛,重新造起」的局面;舊的一切瑕垢腐穢,正遭受徹底的滌盪剜割,舊的一切光晶健實,正遭受天捶海淬的鍛煉,以臻於極度的精純;第一次全民族一心一體地在血泊和瓦礫場中奮扎以創造一個赫然在望的新時代。若把讀史比於登山,我們正達到分水嶺的頂峰,無論四顧與前瞻,都可以得到最廣闊的眼界。在這時候,把全部的民族史和它所指向道路,作一鳥瞰,最能給人以開拓心胸的歷史的壯觀。就中國史學的發展上看,過去的十來年可算是一新紀元中的一小段落;在這十年間,嚴格的考證的崇尚,科學的發掘的開始,湮沒的1日文獻的新發現,新研究范圍的墾辟,比較材料的增加,和種種輸入的史觀的流播,使得司馬遷和司馬光的時代頓成過去;同時史界的新風氣也結成了不少新的,,雖然有——部分還是未成熟的果。不幸這草昧初辟的園林,突遇狂風暴雹,使得我們不得不把一個萬果壘壘的時代,期於不確定的將來了。文獻的淪陷,發掘地址的淪陷,重建的研究設備的簡陋,和生活的動盪,使得新的史學研究工作在戰時不得不暫告停滯,如其不致停頓o「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英賢,固尚有之;然而他們生產的效率和發表的機會不得不大受限制了。在這抱殘守缺的時日,回顧過去十年來新的史學研究的成績,把他們結集,把他們綜合,在種種新史觀的提警之下,寫出—一部分新的中國通史,以供一『個民族在空前大轉變時期的自知之助,豈不是史家應有之事嗎?
著手去寫一部通史的人,不免劈頭就碰到一個問題,以批評眼光去讀一部通史的人,也不免劈頭就碰到同一的問題,那就是,拿什麽樣的「筆削」做標准?顯然我們不能把全部中國史的事實,細大不捐,應有盡有的寫進去。姑勿論一個人,甚至一整個時代的史家沒有能力去如此做。即使能如此做,所成就的只是一部供人檢查的「中國史百科全書」,而不是一部供人閱讀的中國通史。那麽,難道就憑個人涉覽所及,記憶所容,和興趣所之,以為去取嗎?這雖然是最便當的辦法,我懷疑過去許多寫通史的人大體上所采的不是這辦法。無怪佛祿德(Pr。u齔)把歷史比於西方的綴句片,可以任隨人意,拼成他所喜歡的字。我們若取任何幾種現行的某國
或某處通史一比較,能否認這比喻的確切嗎?但我們不能以這樣的情形為滿足。我們無法可以使幾個史家各自寫成的某國通史去取全同,如自一模鑄出,除是他們互相抄襲。但我們似乎應當有一種標准,可以判斷兩種對象相同而去取不同的通史,孰為合當,孰為高下,這標准是什麽?
讀者於此也許會想到一個現成的答案。韓昌黎不早就說過「記事者必提其要」嗎?最能「提要」的通史,最能按照史事之重要的程度以為詳略的通史,就是選材最合當的通史.「筆削」的標准就在史事的重要性。但這答案只把問題藏在習熟的字眼里,並沒有真正解決問題。什麽是史事的重要性?這問題殊不見得比前一問題更為淺易。須知一事物的重要性或不重要性並不是一種絕對的情實,擺在該物的面上,或蘊在該物的內中,可以僅就該事物的本身檢察或分析而知的。一事物的重要性或不重要性乃相對於一特定的標准而言。什麽是判別重要程度的標准呢?
「重要」這一概念本來不只應用於史事上,但我們現在只談史事的重要性,只即使僅就一個特定的歷史范圍而論。於此可以給歷史中所謂偶然下一個新解說,偶然有廣狹二義:凡史事為四范疇中某一個范疇所不能統貫的,對於這范疇為偶然,這偶然是狹義的偶然;凡史事為四范疇中任何范疇所不能統貫的,我們也說它是偶然,這偶然是廣義的偶然。歷史中不獨有狹義的偶然,也有廣義的偶然。凡本來是偶然(不管狹義或廣義的)的事,謂之本體上的偶然。凡本非偶然,而因我們的知識不足,覺其為偶然者,謂之認識上的偶然。歷史家的任務是要把歷史中認識上的偶然盡量減少。
到此,作者已把他的通史方法論和歷史哲學的綱領表白。更詳細的解說不是這里篇幅所容許。到底他的實踐和他的理論相距有多遠,願付之讀者的判斷。
現在發表一部新的中國通史,無論就中國史本身的發展上看,或就中國史學的發展上看,都可說是恰當其時。就中國史本身的發展上看,我們正處於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轉變關頭,正處於朱子所謂「一齊打爛,重新造起」的局面;舊的一切瑕垢腐穢,正遭受徹底的滌盪剜割,舊的一切光晶健實,正遭受天捶海淬的鍛煉,以臻於極度的精純;第一次全民族一心一體地在血泊和瓦礫場中奮扎以創造一個赫然在望的新時代。若把讀史比於登山,我們正達到分水嶺的頂峰,無論四顧與前瞻,都可以得到最廣闊的眼界。在這時候,把全部的民族史和它所指向道路,作一鳥瞰,最能給人以開拓心胸的歷史的壯觀。就中國史學的發展上看,過去的十來年可算是一新紀元中的一小段落;在這十年間,嚴格的考證的崇尚,科學的發掘的開始,湮沒的1日文獻的新發現,新研究范圍的墾辟,比較材料的增加,和種種輸入的史觀的流播,使得司馬遷和司馬光的時代頓成過去;同時史界的新風氣也結成了不少新的,,雖然有——部分還是未成熟的果。不幸這草昧初辟的園林,突遇狂風暴雹,使得我們不得不把一個萬果壘壘的時代,期於不確定的將來了。文獻的淪陷,發掘地址的淪陷,重建的研究設備的簡陋,和生活的動盪,使得新的史學研究工作在戰時不得不暫告停滯,如其不致停頓o「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英賢,固尚有之;然而他們生產的效率和發表的機會不得不大受限制了。在這抱殘守缺的時日,回顧過去十年來新的史學研究的成績,把他們結集,把他們綜合,在種種新史觀的提警之下,寫出—一部分新的中國通史,以供一『個民族在空前大轉變時期的自知之助,豈不是史家應有之事嗎?
著手去寫一部通史的人,不免劈頭就碰到一個問題,以批評眼光去讀一部通史的人,也不免劈頭就碰到同一的問題,那就是,拿什麽樣的「筆削」做標准?顯然我們不能把全部中國史的事實,細大不捐,應有盡有的寫進去。姑勿論一個人,甚至一整個時代的史家沒有能力去如此做。即使能如此做,所成就的只是一部供人檢查的「中國史百科全書」,而不是一部供人閱讀的中國通史。那麽,難道就憑個人涉覽所及,記憶所容,和興趣所之,以為去取嗎?這雖然是最便當的辦法,我懷疑過去許多寫通史的人大體上所采的不是這辦法。無怪佛祿德(Pr。u齔)把歷史比於西方的綴句片,可以任隨人意,拼成他所喜歡的字。我們若取任何幾種現行的某國
或某處通史一比較,能否認這比喻的確切嗎?但我們不能以這樣的情形為滿足。我們無法可以使幾個史家各自寫成的某國通史去取全同,如自一模鑄出,除是他們互相抄襲。但我們似乎應當有一種標准,可以判斷兩種對象相同而去取不同的通史,孰為合當,孰為高下,這標准是什麽?
讀者於此也許會想到一個現成的答案。韓昌黎不早就說過「記事者必提其要」嗎?最能「提要」的通史,最能按照史事之重要的程度以為詳略的通史,就是選材最合當的通史.「筆削」的標准就在史事的重要性。但這答案只把問題藏在習熟的字眼里,並沒有真正解決問題。什麽是史事的重要性?這問題殊不見得比前一問題更為淺易。須知一事物的重要性或不重要性並不是一種絕對的情實,擺在該物的面上,或蘊在該物的內中,可以僅就該事物的本身檢察或分析而知的。一事物的重要性或不重要性乃相對於一特定的標准而言。什麽是判別重要程度的標准呢?
「重要」這一概念本來不只應用於史事上,但我們現在只談史事的重要性,只即使僅就一個特定的歷史范圍而論。於此可以給歷史中所謂偶然下一個新解說,偶然有廣狹二義:凡史事為四范疇中某一個范疇所不能統貫的,對於這范疇為偶然,這偶然是狹義的偶然;凡史事為四范疇中任何范疇所不能統貫的,我們也說它是偶然,這偶然是廣義的偶然。歷史中不獨有狹義的偶然,也有廣義的偶然。凡本來是偶然(不管狹義或廣義的)的事,謂之本體上的偶然。凡本非偶然,而因我們的知識不足,覺其為偶然者,謂之認識上的偶然。歷史家的任務是要把歷史中認識上的偶然盡量減少。
到此,作者已把他的通史方法論和歷史哲學的綱領表白。更詳細的解說不是這里篇幅所容許。到底他的實踐和他的理論相距有多遠,願付之讀者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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