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史和文學史,是多種風格體系、文體類型、藝術表現方式不斷演進更迭的有機整體,而不是眾多互不關聯的作家作品的拼合物。如何將紛繁復雜的文學現象、眾多“各自為戰”的作家及其作品從一個特定的視角和向度聯結成一個有機的整體,以清晰而具體地揭示出詞史或文學史的發展過程、流變軌跡,是詞史和文學史研究者所面臨的必須解決的難題。陶著獨具匠心的詞史建構方式是很富有啟發性和創造性的。
南宋(1127—1279)是中國詞史發展的高峰期。為了對這一時期詞的發展演變能有較客觀較深入的了解,我們不憚淺陋,試將這一段詞史作一初步梳理。
序
步人90年代,詞史研究漸趨熱潮。兩三年內,已有四五種詞史專著問世。其中陶爾夫、劉敬圻二先生合著的《南宋詞史》(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初版)是引人注目的一種。該著(下稱陶著)在詞史的建構和詞藝的開掘,點的深化和面的拓展諸方面,都獨具特色。
詞史和文學史,是多種風格體系、文體類型、藝術表現方式不斷演進更迭的有機整體,而不是眾多互不關聯的作家作品的拼合物。如何將紛繁復雜的文學現象、眾多“各自為戰”的作家及其作品從一個特定的視角和向度聯結成一個有機的整體,以清晰而具體地揭示出詞史或文學史的發展過程、流變軌跡,是詞史和文學史研究者所面臨的必須解決的難題。陶著獨具匠心的詞史建構方式是很富有啟發性和創造性的。
概括言之,陶著對南宋詞史的建構,是由一個基點和兩條主線貫穿。“一個基點”是指著者在通觀整個中國詞史的發展過程後得出結論認為︰“中國詞史,大體上經歷了興起期、高峰期、衰落期與復興期四個階段。縱觀此四個階段,南宋恰值高峰時期。”基于南宋詞是“高峰期”的認識,著者將南宋詞史劃分為四個時期,即詞壇的轉型期(南宋初高宗朝的南渡詞人群)、詞史的高峰期(張孝祥、辛棄疾及“後南渡詞人群”)、詞藝的深化期(姜夔、吳文英、史達祖和高觀國等人)和宋詞的結獲期(宋末遺民詞人群)。通過對四個時期和八十多位詞人及其詞作的具體分析,揭示出南宋詞史是如何由南渡詞人的轉型和變異而經辛棄疾把詞推向高峰,辛派詞人又是如何在辛詞“巔峰的暈圈”內充實、豐富、鞏固詞史的巔峰狀態,姜夔和吳文英又是怎樣深化發展詞藝而另起峰巒形成三峰鼎峙的局面,宋末遺民詞人群在總體滑坡的態勢下又是從哪些層面上仍然不懈探索、發展的歷史進程,使人清晰地看出南宋詞逐步朝向高峰運行、變異的軌跡。“雜亂無章”的南宋詞史在陶著中形成了系統化、條理化的有機整體。這是陶著的特色和貢獻之一。
陶著對南宋詞史的分期也頗具特色。泛覽前賢的詞史專著和有關文學史著作,大多是將兩宋詞史劃分為六個時期或四個時期,南宋詞壇則相應的被劃分為三個時期或兩個時期,無論哪一種劃分法,都是把張元干等南渡詞人與辛棄疾等人劃分為同一個時期。這種分期一是忽略了南渡詞壇在南宋詞史上的獨立性地位,二是有悖歷史分期的共時性原則。張元干等南渡詞人先後謝世退出詞壇後,辛棄疾等詞人才逐步走入詞壇。把兩代完全不同時期的詞人放在同一創作時期內考察,難以確切把握詞史的發展進程和流變走向。眾所周知,南渡初期(宋高宗朝三十余年)雖未出現足以與蘇、辛等並駕肩隨的第一流大詞人,但李綱、趙鼎、葉夢得、朱敦儒、向子誣、呂本中、李清照、張元干等一大批由北宋人南宋的“南渡詞人群”,因時代的巨變和詞學觀念的更新,徹底改變了北宋末年的詞風和詞史的發展走向。他們在兩宋詞史的發展進程中的獨立地位是不應忽視的。可以說,沒有南渡詞人群這一大批先行者完成了“詞壇的轉型”並進行多方面的探索,辛棄疾等人就不大可能把詞推向高峰。因此,陶著把宋南渡初期三十余年的詞壇作為南宋詞史進程中的一個獨立而重要的階段予以重視和全面細致的論析,是頗有歷史眼光的。雖然略早于陶著問世的楊海明先生的《唐宋詞史》和筆者的《宋南渡詞人群體研究》也都是把宋南渡初期詞壇作為一個獨立的發展階段予以探討,但考慮到陶著的寫作(初稿成于1988年)到問世有一個較長的周期,陶著這種分期和審視角度仍然是富有特色和創造性的。幾位研究者都把南渡詞壇作為一種獨立的發展階段來看待,也反映出學術界近年所逐漸形成的一種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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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史和文學史,是多種風格體系、文體類型、藝術表現方式不斷演進更迭的有機整體,而不是眾多互不關聯的作家作品的拼合物。如何將紛繁復雜的文學現象、眾多“各自為戰”的作家及其作品從一個特定的視角和向度聯結成一個有機的整體,以清晰而具體地揭示出詞史或文學史的發展過程、流變軌跡,是詞史和文學史研究者所面臨的必須解決的難題。陶著獨具匠心的詞史建構方式是很富有啟發性和創造性的。
概括言之,陶著對南宋詞史的建構,是由一個基點和兩條主線貫穿。“一個基點”是指著者在通觀整個中國詞史的發展過程後得出結論認為︰“中國詞史,大體上經歷了興起期、高峰期、衰落期與復興期四個階段。縱觀此四個階段,南宋恰值高峰時期。”基于南宋詞是“高峰期”的認識,著者將南宋詞史劃分為四個時期,即詞壇的轉型期(南宋初高宗朝的南渡詞人群)、詞史的高峰期(張孝祥、辛棄疾及“後南渡詞人群”)、詞藝的深化期(姜夔、吳文英、史達祖和高觀國等人)和宋詞的結獲期(宋末遺民詞人群)。通過對四個時期和八十多位詞人及其詞作的具體分析,揭示出南宋詞史是如何由南渡詞人的轉型和變異而經辛棄疾把詞推向高峰,辛派詞人又是如何在辛詞“巔峰的暈圈”內充實、豐富、鞏固詞史的巔峰狀態,姜夔和吳文英又是怎樣深化發展詞藝而另起峰巒形成三峰鼎峙的局面,宋末遺民詞人群在總體滑坡的態勢下又是從哪些層面上仍然不懈探索、發展的歷史進程,使人清晰地看出南宋詞逐步朝向高峰運行、變異的軌跡。“雜亂無章”的南宋詞史在陶著中形成了系統化、條理化的有機整體。這是陶著的特色和貢獻之一。
陶著對南宋詞史的分期也頗具特色。泛覽前賢的詞史專著和有關文學史著作,大多是將兩宋詞史劃分為六個時期或四個時期,南宋詞壇則相應的被劃分為三個時期或兩個時期,無論哪一種劃分法,都是把張元干等南渡詞人與辛棄疾等人劃分為同一個時期。這種分期一是忽略了南渡詞壇在南宋詞史上的獨立性地位,二是有悖歷史分期的共時性原則。張元干等南渡詞人先後謝世退出詞壇後,辛棄疾等詞人才逐步走入詞壇。把兩代完全不同時期的詞人放在同一創作時期內考察,難以確切把握詞史的發展進程和流變走向。眾所周知,南渡初期(宋高宗朝三十余年)雖未出現足以與蘇、辛等並駕肩隨的第一流大詞人,但李綱、趙鼎、葉夢得、朱敦儒、向子誣、呂本中、李清照、張元干等一大批由北宋人南宋的“南渡詞人群”,因時代的巨變和詞學觀念的更新,徹底改變了北宋末年的詞風和詞史的發展走向。他們在兩宋詞史的發展進程中的獨立地位是不應忽視的。可以說,沒有南渡詞人群這一大批先行者完成了“詞壇的轉型”並進行多方面的探索,辛棄疾等人就不大可能把詞推向高峰。因此,陶著把宋南渡初期三十余年的詞壇作為南宋詞史進程中的一個獨立而重要的階段予以重視和全面細致的論析,是頗有歷史眼光的。雖然略早于陶著問世的楊海明先生的《唐宋詞史》和筆者的《宋南渡詞人群體研究》也都是把宋南渡初期詞壇作為一個獨立的發展階段予以探討,但考慮到陶著的寫作(初稿成于1988年)到問世有一個較長的周期,陶著這種分期和審視角度仍然是富有特色和創造性的。幾位研究者都把南渡詞壇作為一種獨立的發展階段來看待,也反映出學術界近年所逐漸形成的一種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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