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英國著名漢學家博克舍將[葡]伯來拉、[葡]克路士、[西]拉達三人有關中國的報導輯錄出來並加注釋。這是西方殖民者嘗試打開中國封建門戶的最早記錄,對十七世紀歐洲「中國熱」的興起,起了先導作用。
本書包括三篇葡萄牙人和西班外長人在1550-1575年訪問中國南部的報道。有關的報道及其作者將在導言中討論,本前言僅涉及到編纂本書的一些問題。收入本書中的十六世紀歐人在中國南部的三個行紀葡萄牙人伯來拉的《中國報道》,葡萄牙人克路士《中國志》,西班牙人拉達《出使福建記》及《記大明的中國事情》,原編譯者博克舍已有詳細介紹,這里無需重復。要指出的是,他們在中國停留的時間不長,而且不通中文,對中國的論述不是都正確的。
目錄
中譯者序
前言
導言
一、伯來拉:中國報道
二、克路士:中國志
三、拉達:1 出使福建記
2 記大明的中國事情
附錄
1.Chincheo
2.Aucheo
3.福建的大石橋
4.廈門的方言及其同系語
插圖:
1.廣州圖(選自《廣東通志》)
2.廣東戰船圖(選自《籌海圖編》)
3.中國人的見面禮(選自《人鏡陽秋》)
4.明朝官員的執法(選自《人鏡陽秋》)
5.商人「常來」夫婦(選自馬尼拉)
6.馬箭圖(選自《籌海圖編》)
7.明朝的皇帝和皇后(選自馬尼拉)
前言
導言
一、伯來拉:中國報道
二、克路士:中國志
三、拉達:1 出使福建記
2 記大明的中國事情
附錄
1.Chincheo
2.Aucheo
3.福建的大石橋
4.廈門的方言及其同系語
插圖:
1.廣州圖(選自《廣東通志》)
2.廣東戰船圖(選自《籌海圖編》)
3.中國人的見面禮(選自《人鏡陽秋》)
4.明朝官員的執法(選自《人鏡陽秋》)
5.商人「常來」夫婦(選自馬尼拉)
6.馬箭圖(選自《籌海圖編》)
7.明朝的皇帝和皇后(選自馬尼拉)
序
在歷史學研究領域內,中外關系是一門界於中國史和外國史之間的邊緣性的學科,它所涉及到的是中國歷史上與中國有交往的國家之間的關系,套用一個哲學術語說,它的研究范圍是中國史和外國史的交匯。
長期以來中外關系史的研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從事這方面研究的學者不多,迄今為止大家所熟知的專攻中外關系史而又卓有成績的學者不過張星(火良)、馮承鈞、向達、方豪等數人而已。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因為有人認為中外關系史的研究並不涉及到中國史發展的本身,不願以全副精神投入,僅附帶論及。另一方面又因為中外關系史的研究必須通外語和搜集外國的有關資料,在這方面存在着一定困難。所以,我國中外關系史的研究若干年來處於一種停滯狀態。反觀國外,就研究的成果說比國內要多得多,有的專題研究,我們還沒有像樣的著述。舉個例說,絲綢之路,這是中外關系史中最重要的課題之一,我們還沒有一部具有一定學術水平的專著,還需要翻譯外國人的著作;至於海上瓷器之路、香料之路,外國也有專書,我們倒付諸闕如。中國和各國交往史,我們也差不多是交的白卷,如中日關系史、中歐關系史、中美關系史,外國幾乎都有大部頭的著作。
在史料的搜集、整理、翻譯和研究方面,我們的進展也是遲緩的。除了中華書局出版的一套《中外交通史籍叢刊》及一些資料匯編等外,所見不多。外國學者在翻譯介紹和研究我國中外關系史料方面,也是下了不少的功夫的。隨便舉些例子,夏德在《中國和東羅馬》中已把《史記》、《漢書》中的資料譯成英文;《大唐西城記》出了若干外文譯本;《諸蕃志》也有夏德和柔克義的譯注本;《長春真人西游記》也有一個英譯本;近年來《瀛涯勝鑒》已被譯為英文,而且收在著名的《哈克魯特學會叢書》中;《西域行程記》也有人在譯。如果說在整理中文資料上存在着差距,那在翻譯介紹和研究外國有關史料方面,特別明清兩朝,我們對外國史料的了解和介紹,就更少了。許多外國著名史書,我們都不能知道其真實內容,只能轉引近代學者的一些零星文字。別人是否引用正確,我們不知道,原始資料中是否有更重要的東西,我們更不知道,這樣去進行研究,當然是有局限性的。正如我所指出,中外關系史研究的是中國和外國史共同感興趣的東西,我國有記載的,外國往往也有記載,有時或許更詳於我國的記載,足以補我國史書之缺,因此我們應該打破過去外國學者對外國史料的壟斷研究,自己去掌握、譯介和研究,作出適當的評價,以推動我國對中外關系史的研究。
自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歐洲和中國的交往在中外關系史上占了主導的地位。這是由於歐洲的一些早期資本主義國家如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等尋求海外貿易和殖民擴張的結果。這些國家有些人到過中國,回國后留下了有關的記述,但也有些歐洲人,被東方的這個大國所吸引,雖未曾去過中國,仍努力收集有關中國的資料,撰寫出中國的概況,最著名的當推門多薩的《大中國史》。這兩類的史料,凡有可能的。我們都需把它們介紹給中國讀者來信研究工作者。
收入本書中的十六世紀歐入在中國南部的三個行紀(即葡萄牙人伯來拉的《中國報道》,葡萄牙人克路士《中國志》,西班牙人拉達《出使福建記》及《記大明的中國事情》),原編譯者博克舍已有詳細介紹,這里無需重復。要指出的是,他們在中國停留的時間不長,而且不通中文,對中國的論述不是都正確的。一般說,他們記述親身經歷的部分比較可靠,而道聽途說和自稱據中國典籍的部分,則很不可信,甚至是錯誤的。不管怎樣,他們對中國的論述代表了當時歐人對中國的認識,直到利瑪竇深入中國內地和通曉中國語言后才有了重大的變化。
何高濟 1985年8月3日於里約熱內盧
長期以來中外關系史的研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從事這方面研究的學者不多,迄今為止大家所熟知的專攻中外關系史而又卓有成績的學者不過張星(火良)、馮承鈞、向達、方豪等數人而已。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因為有人認為中外關系史的研究並不涉及到中國史發展的本身,不願以全副精神投入,僅附帶論及。另一方面又因為中外關系史的研究必須通外語和搜集外國的有關資料,在這方面存在着一定困難。所以,我國中外關系史的研究若干年來處於一種停滯狀態。反觀國外,就研究的成果說比國內要多得多,有的專題研究,我們還沒有像樣的著述。舉個例說,絲綢之路,這是中外關系史中最重要的課題之一,我們還沒有一部具有一定學術水平的專著,還需要翻譯外國人的著作;至於海上瓷器之路、香料之路,外國也有專書,我們倒付諸闕如。中國和各國交往史,我們也差不多是交的白卷,如中日關系史、中歐關系史、中美關系史,外國幾乎都有大部頭的著作。
在史料的搜集、整理、翻譯和研究方面,我們的進展也是遲緩的。除了中華書局出版的一套《中外交通史籍叢刊》及一些資料匯編等外,所見不多。外國學者在翻譯介紹和研究我國中外關系史料方面,也是下了不少的功夫的。隨便舉些例子,夏德在《中國和東羅馬》中已把《史記》、《漢書》中的資料譯成英文;《大唐西城記》出了若干外文譯本;《諸蕃志》也有夏德和柔克義的譯注本;《長春真人西游記》也有一個英譯本;近年來《瀛涯勝鑒》已被譯為英文,而且收在著名的《哈克魯特學會叢書》中;《西域行程記》也有人在譯。如果說在整理中文資料上存在着差距,那在翻譯介紹和研究外國有關史料方面,特別明清兩朝,我們對外國史料的了解和介紹,就更少了。許多外國著名史書,我們都不能知道其真實內容,只能轉引近代學者的一些零星文字。別人是否引用正確,我們不知道,原始資料中是否有更重要的東西,我們更不知道,這樣去進行研究,當然是有局限性的。正如我所指出,中外關系史研究的是中國和外國史共同感興趣的東西,我國有記載的,外國往往也有記載,有時或許更詳於我國的記載,足以補我國史書之缺,因此我們應該打破過去外國學者對外國史料的壟斷研究,自己去掌握、譯介和研究,作出適當的評價,以推動我國對中外關系史的研究。
自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歐洲和中國的交往在中外關系史上占了主導的地位。這是由於歐洲的一些早期資本主義國家如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等尋求海外貿易和殖民擴張的結果。這些國家有些人到過中國,回國后留下了有關的記述,但也有些歐洲人,被東方的這個大國所吸引,雖未曾去過中國,仍努力收集有關中國的資料,撰寫出中國的概況,最著名的當推門多薩的《大中國史》。這兩類的史料,凡有可能的。我們都需把它們介紹給中國讀者來信研究工作者。
收入本書中的十六世紀歐入在中國南部的三個行紀(即葡萄牙人伯來拉的《中國報道》,葡萄牙人克路士《中國志》,西班牙人拉達《出使福建記》及《記大明的中國事情》),原編譯者博克舍已有詳細介紹,這里無需重復。要指出的是,他們在中國停留的時間不長,而且不通中文,對中國的論述不是都正確的。一般說,他們記述親身經歷的部分比較可靠,而道聽途說和自稱據中國典籍的部分,則很不可信,甚至是錯誤的。不管怎樣,他們對中國的論述代表了當時歐人對中國的認識,直到利瑪竇深入中國內地和通曉中國語言后才有了重大的變化。
何高濟 1985年8月3日於里約熱內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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