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理學基礎∶原理與論理

[英]摩爾（George E.Moore，1873——1958）
《倫理學原理》（1900）（節選）

[英]普里查德（Harold A。Prichard，1981——1947）
《哲學建基在錯誤之上嗎？》（1912）
《義務與利益》（1928）

[英]羅斯（Sir.William D.Ross，1877——1947）
《正當與善》（1930）（節選）

[英]羅素（Bertrand A.W.Russell，1872——1970）
《倫理學要素》（1910）（節選）
《倫理學和政治學中的人類社會》（1954）節選

[奧]維特楰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
《倫理學演講》（1929）
《維特根斯坦日記》（1916.6.11-1917.1.10）
《文化和價值》（1977）（節選）
《邏輯哲學論》（1922）（節選）
《哲學研究》（1951）（節選）

[德]石里克（Friderick Aibert Moritz Schlick，1882——1936）
《倫理學問題》（1930）（節選）

[英]艾耶爾（Alfred Jules Ayer，1910——1990）
《語言、真理與邏輯》（1936）（節選）

[美]斯蒂文森（Charles Leslie Stevenson，1908——1978）
《倫理學與語言》（1944）（節選）
《事實與價值》（1963）（節選）

[英]黑爾（Richard Mervyn Hare，1919——2001）
《道德語言》（1952）（節選）
《自由與理性》（1963）（節選）
《道德思維——及其層次、方法和出發點》（1981）（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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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倫理學知識的中國戚像

40年前，業師周輔成先生主持編譯了兩卷本《西方倫理學名著選輯》，交付商務印書館刊印。但由於種種原因，1964年上卷出版后，下卷卻遲遲未能殺青，直到1987年，兩卷才得以完整刊出。先生無疑是新中國成立后西方倫理學研究的開拓者，其主編的這兩卷文本對於我國西方倫理學的研究和教學所發揮的作用自不待后學如我者言，大凡涉獵倫理學的國內學人，甚至是許多人文社會科學圈內的學人都會有所體會和評價。業師從學之時，西學東漸之勢強勁如潮，然，西方倫理學卻遲遲難越雷池。這或許與中國之為「道德文明古國」的文化傳統身份或特殊地位多有關系。中華文明對西方現代文明的接受過程是經由「器物」到「政制」再到「文化」而漸次展開的，按陳獨秀的說法，中國傳統道德文化的現代開放乃是這一展開過程的最后階段，是國人之最難「覺悟者」。不難理解，道德文化或社會「精神氣質」（ethos）的改變肯定難於器物功能的改變，更何況是在一個擁有幾千年道德文明傳統且素來以此為榮的古老國度里實施道德文化的開放與變革。因此，西方倫理學進入現代中國當然也只能是西學東漸的最后一波，其傳入的遲緩也就自然而然了。事實上，雖然國人對西方現代的道德價值觀念吁求既久且烈，但對西方倫理學的知識援引卻只是到了⒛世紀四五十年代才真正開始，而業師的兩卷編譯則是這一知識援引事業的標志性成果，至少可以說，絕大部分中國倫理學人都是通過這部兩卷本的《西方倫理學名著選輯》，獲取西方倫理學的原始知識地圖的。

先生早年以中學為業。我曾經問過先生，是什麼原因使他從中國哲學轉向西方倫理學並最終決定以此為終生學術事業的。先生的回答極為簡單卻又耐人尋味：「因為大家都不做而我又覺得必須去做，所以便做了。」先生當初的學術選擇似乎是基於其主觀直覺而做出的，可如今想來，這為人所不為的從學之道該要有多大的學術勇氣和何等堅定的學術志向！近半個世紀的風雨春秋，先生大半生的榮辱坎坷不都系於他對西方倫理學教研事業的執著麼？記得在研究生畢業前夕與我的一次促膝交談中，先生仰頭望着有些灰暗的天花板，幾乎是一字一語地對我說： 「他們要我退休，我不能帶你繼續讀書了，但西方倫理學總還是值得做的，你盡力去做吧！」也幾乎就是從那一刻開始，我就再也沒有考慮過自己的學術選擇。幾年后，我寫成兩卷本的《現代西方倫理學史》，當我把剛剛出版的樣書送到先生台前的時候，先生平靜地說： 「哦，好！只是稍急了些。若先把現代西方倫理學的文本資料編好，然后再寫此書就更好了。」師言如光，師道如命，覺悟間更有幾分沉重與決意。在隨后的日子里，我仔細閱讀了先生主編的兩卷本選輯，並開始計划編譯一部《現代西方倫理學名著選輯》以續師業。先生的編譯始於古希臘而止於19世紀末，留下待續的恰好是整個⒛世紀。於是我便決意編譯一部較為詳盡的《⒛世紀西方倫理學經典》，按照理論類型和時間演變分為四卷，以期配合先生的奠基性工作，完整地呈現西方倫理學自古至今的知識圖像。

西方倫理學的知識傳統源遠流長，用文本選集的方式所呈現的西方倫理學知識圖像，顯然只能是一幅粗略的知識草圖，但文本選集的方式曾經是、且在我看來依然是我們了解域外文化和知識的一種簡明可為的有效方式。比如說，⒛世紀五六十年代由我的母系北京大學哲學系外國哲學教研室的先生們所編譯的數冊《西方哲學原著選讀》，就一直是國內大學西方哲學教學的基本教材或文本資料。近年來，有關西方哲學的原典移譯總體上已經轉向對學者或學派之代表性文本的系統翻譯。但即便如此，一種「面」的文本了解仍然具有「點」的文本了解所不能替代的作用。譬如，前者更有助於呈現學科知識譜系的連貫性和完整性；更有助於專業知識的非專業化普及——須知：這也是現代知識傳播最有效最具市場化力量的方式；更便於有關學科教育課程的普遍開展；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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