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轉輪聖王經

自從佛教傳入中土以後，寫經書法應運而生，以至於成為除壁畫、造像藝術之外又一絢麗奪目的宗教文化勝景。
在唐代，無論統治階層抑或平民百姓，信佛念經者為數眾多，對佛教典籍的需求日漸加大，加上西方新的佛經不斷傳來，於是，就有人專門抄寫經籍，供人誦讀。在通常情況下，傳抄佛經之事由兩類人擔任，一類是寺院僧侶，另一類是經生(亦稱為寫生或書手)。所謂的經生，絕大多數是功名場上的失意者，其名不見於經傳，生平行實更是無從稽考。迫於生計等方面的原因，他們只得憑借自己多年苦練而成的一點薄技，為人抄經糊口。經生及其作品的大量涌現，堪稱是當時的一種特有的文化現象。
從流傳下來的作品來看，經生們的書寫也有一定的體例與格式。例如，先在專為寫經用的紙上畫出烏絲界欄，再於卷首寫經名，接著書經文，最後注明所用紙張的數量或所書佛經的卷號等。有的甚至署上經生的姓名或附上發願文等。另外，據《宣和書譜》載：經生高手創作時”修整自持”，”數千字終始如一律，不失行次”，”一波三折，筆之勢亦自不苟。豈其意與筆正，特見嚴謹，亦可嘉矣”。這就意味著，抄手們在抄寫經文時，首先要有恭虔之心，心無雜念，心平氣和，神智寧靜，完全進入角色，甚至契入玄妙的境界。其次，對他們來說，還要做到速度與質量兩不誤，既抄寫得快，不耽誤功夫，影響收入，又要規矩齊整，便於誦經之人疾讀。就這樣，”寫經體”書法的風格、特點乃至程式逐漸確立下來。由於經生書法既傳播了佛教義理，又擴大了書法藝術對民眾的陶冶作用，故一直受到多方矚目。
今天的讀者在談及經生書法時，會自然地將其與敦煌聯系起來，因為自從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敦煌藏經洞被打開之後，源自該處的經卷便廣為世人所知。事實上，在古代，流傳有緒之經生書法亦不勝枚舉。僅以《故宮已佚書畫目》為例，其中所記載的唐人書佛經就有十六種(參見楊仁愷先生《國寶沉浮錄》)，至於乾隆、嘉慶年間所編的《石渠寶笈》、《秘殿珠林》所收就更多。一些作品如故宮博物院藏唐國詮所書《善見律》，迭見著錄，題跋累累。有的還被刻入叢帖中，甚至被奉為經典。例如，《靈飛經》被刻入《滋蕙堂法帖》、《渤海藏真帖》後，享譽書壇，”甚至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清朝一朝”(參見啟功先生《記四十三行本》，刊於《藝苑掇英》第三十四期)。
此處所介紹的《轉輪聖王經》其影響和知名度雖不及《靈飛經》，但是至少有兩點與後者相似：一是它曾長期被指認為唐鍾紹京的作品；二是它亦被鐫入叢帖中(如清代歙縣鮑漱芳的《安素軒法帖》即收有此經)，一度流傳頗廣。鍾紹京，字可大，據說是鍾繇後裔。生活於唐初，過世時年逾八十，時人呼為”小鍾”。新、舊《唐書》均有傳。宋曾鞏的《元豐類稿》曰：”紹京字畫妍媚，遒勁有法，誠少與為比。”米芾的《書史》則稱紹京書”筆勢圓勁”。但除了《升仙太子碑》碑陰有其題記外，後人幾乎難識其廬山真面目。於是，便有好事者或射利之徒將某些寫的較為出色的經生書法說成是鍾紹京之作品。據啟功先生考證，《靈飛經》被系於鍾氏名下是始於元袁桷以後的事。而《轉輪聖王經》不知自何時起亦被冠以鍾紹京之名，但是可以肯定，此亦後人臆度之論，不足為憑。
此《轉輪聖王經》卷，紙本，尺寸為289．5X23，5厘米，凡一百八十五行，行十七字，曾著錄於吳榮光《辛丑銷夏記》卷一。款署”貞觀廿二年十一月十日。用大麻紙七張二口。銀青光祿大夫行家令臣閻立本”。但細察此款，所謂”銀青光祿大夫行家令臣閻立本”一句屬於後人所添，不真，蓋字畫商們意欲借閻立本之名以抬高字卷之價耳。另外，卷中屢書唐太宗名諱，”世”字、”民”字皆不缺筆。不過，這一點無損於經卷的真實性、可靠性。因為據啟功先生考證，”避諱缺其點畫，始自高宗之世”(參閱《啟功叢稿·題跋卷》第二百九十五頁)。此作書於”貞觀廿二年十一月十日”，正好處在唐高宗登基並開始避諱之前，因而，其中沒有缺筆也屬自然、正常之事。
此卷前後題跋共有十八處，從中可以看出，欣賞者不乏知名人物，如元代仇遠，明代韓逢禧，清代梁章鉅、張之洞、李文田、吳大? 災 取６讜 頌獍現杏幸惶踉唬”┅┅虎林盛彪┅┅錢塘仇遠、同郡曹良史，至元甲午二月十一日同觀於困學齋。”困學齋屬鮮於樞齋名。雖難以據此認定此物即是鮮於樞的藏品，但至少可以說它曾為鮮於樞寓目過。
今觀此卷書法，上承陳隋正楷遺風，兼收歐、虞兩家筆韻，超凡脫俗，引人入定。其用筆勻凈遒勁，結體疏密開合適度，允稱初唐寫經之精品，堪與《善見律》、《靈飛經》等媲美。學書者問津於此，必當豁然開朗，收事半功倍之效。此《轉輪聖王經》經文似未收入《中華大藏經》、《大正藏經》等大型佛藏叢書中，而筆者於佛教典籍絕無研究，因而於句讀過程中頗有勉為其難之感。此釋文中，訛誤在所難免，敬祈讀者諒之，並祈賜教為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