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美德∶倫理理論研究

序
第一章 一個令人憂慮的聯想
第二章 今日道德分歧的性質與情感主義的主張
第三章 情感主義:社會內容與社會語境
第四章 先前文化與論證道德合理性的啟蒙籌划
第五章 倫證道德合理性的啟蒙籌划為什麽必定失敗
第六章 啟蒙籌划失敗的某些後果
第七章 「事實」、解釋與專門知識
第八章 社會科學中普遍概括的特性及其預言力的缺乏
第九章 尼采抑或亞里士多德？
第十章 英雄社會中的諸美德
第十一章 雅典的諸美德
第十二章 亞里士多德對諸美德的解說
第十三章 中世紀的各種觀點與事件
第十四章 諸美德的性質
第十五章 諸美德、人生的統一性與傳統概念
第十六章 從諸美德到美德以及追尋美德
第十七章 正義之為一種美德:變化中的各種觀念
第十八章 追尋美德:尼采抑或亞里士多德，托洛茨基與聖·本尼迪克特
第十九章 第二版跋
參考文獻

本書源於對我自己早先道德哲學著作中不足之處的持續反思和對作為一個孤立獨行的探究領域的「道德哲學」觀念的日益不滿。我的許多早先著作（《倫理學簡史》，1966；《世俗化與道德變遷》，1967；《對當代自我形象的批判》，1971）的主旨是:我們必須從關於各種各樣的道德實踐、信念與觀念體系的歷史和人類學中學習。認為道德哲學家僅僅通過反思他或她及其周圍人們的所言所行就能夠研究各種道德概念——牛津的理論風格——的觀點是無益的。我找不到任何充分的理由來放棄這種信念；而移居美國又使我認識到這種理論風格即使在麻雀的劍橋或新澤西州的普林斯頓也不見得有什麽更好的作為。然而，在我青定道德信念、實踐與觀念的多樣性與異質性的同時，我越來越清楚我正致力於評價各種不同的道德信念、實踐與觀念。例如對於不同的道德的興與衰，我給予或試圖給予某些解釋；而且，我的這些歷史的、社會學的解釋是——且不可能不是——由一種獨特的價值立場來傳達的，這一點無論對於我自己還是對於其他人都應該是明確的。更有甚者，我似乎斷言，在獨特的現代社會中，道德共同體與道德判斷的性質使得我們不再可能以一種在其他時代與地方所可能有的方式訴諸於道德的標准——著三這就是一種道德災難!然而，如果我自己的分析是正確的，那麽我又能訴諸於什麽呢？

與此同時，自從我被特邀為著名的《新理論家》（The New Reasoner）雜志撰稿起，我就一直在考慮從道德上拒斥斯大林主義鷥根據是什麽這樣一個問題。許多人是通過重新援引自由主義約原則來拒斥斯大林主義的，因為馬克思主義就肇端於對這些原則的批判。既然我過去與現在都在不斷地接受這一批判的許多實質內容，那麽這種回答對我來說是無效的。在回應列斯澤克．柯拉柯夫斯基當時所持的觀點時，我曾這樣寫道:「人們不能通過簡單地采取斯大林主義的歷史發展觀並為之添加上自由主義的道德，而在馬克思主義的范圍內復活道德的內容。」而且我逐漸認識到，馬克思主義本身所患的嚴重且危險的道德貧困症，既是因為它背離了自由主義，同樣又是因為它承繼了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

我所得出並體現在本書中的結論是，盡管馬克思主義只是一種邊緣性的偏見，但馬克思主義的道德上的缺陷與失敗源於它——和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一樣——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獨特的現代的和現代化中的世界的精神氣質（ethos）；而恰恰是對這種精神氣質（ethos）的大部分內容的拒斥，將為我們提供一種從合理性與道德上都可辯護的立場，我們以此去判斷和行動，而且依據它去評價各種對立、異質且競相要求我們信奉的道德體系。毋庸贅言，這一激進的結論不應歸咎於愛瑞克·約翰、J.M.卡梅隆和阿蘭．瑞安，他們對我早先著作的寬宏而又公正的批評使我能夠認識到其中的許多錯誤，盡管這種認識可能尚不徹底。這個結論也。不該歸咎於若干年來不斷地影響著我的那些朋友與同事，對此，我尤其要感激的是：海因茨·盧伯斯和馬克斯·瓦托夫斯基。

我衷心感謝我在波士頓大學的兩位同事托馬斯·麥卡錫和伊麗莎白·拉芭波，他們閱讀了我的大部分手稿並且提出了許多有益的、富有啟發性的建議。我還要感謝以不同的方式提出了相似建議的其他地方的同事，如馬喬里·格瑞尼和理查德·羅蒂。我深深感謝為我打印了書稿的居里·凱斯·康麗以及在手稿的產生中提供了各種幫助的羅莎林·卡爾松和莎拉·查平。我還要對波士頓人文學會和倫敦圖書館的工作人員致以深切的謝意。

本書的某些部分已向不同的團體宣讀過，他們的深入的批評性回應使我受益匪淺。我必須特別提到由國家人文學基金資助在哈斯丁中心共同研究「倫理學的基礎」達三年之久的那個團體——發表在他們所編輯的「倫理學的基礎及其與科學的關系」叢書第3卷（1978）和第4卷（1980）中的論文的幾個片段再次出現在本書第9章和第14章里，對此，我感謝哈斯丁社會、倫理學與生活科學研究昕允許我重印它們。我還必須提到另外兩個團體並致以深切謝意，他們是聖母瑪利亞大學哲學系的教師和研究生們（我曾應邀參加他們的「前景系列講座」，為我深化本書的 某些觀點提供了最重要的機會），以及1978年夏參加國家人文 學基金會在波士頓大學舉辦的研討班的成員們，他們對我在美德方面的工作的高水平的批評給我上了重要的一課。為此，我必須再次感謝國家人文學基金會。

本書的獻辭表達了一種更根本層次的感激之情；假如我早一點意識到其根本的特征，我邁向本書結論的進程就不會有那麽多曲折了。但倘若沒有我妻子琳恩·蘇米達·喬伊的幫助，我或許永遠不能以一種可能有助於得出這些結論的方式意識到這一點——無論在這里還是在別的地方，她都必不可少。

阿拉斯戴爾·麥金太爾
於麻省沃特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