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治中的知覺與錯誤知覺

導言
第一部分 背景情況
第一章 知覺與層次分析問題
第二章 外部刺激、內部過程與行為體意向
第三章 威懾理論、螺旋模式與對手意向
第二部分 知覺的過程
第四章 認知相符以及理論和數據的相互作用
第五章 誘發定勢的作用
第六章 決策者怎樣從歷史中學習
第七章 態度轉變
第三部分 經常發生的錯誤知覺
第八章 統一性知覺
第九章 過高估計自己作為影響者和影響對象的重要性
第十章 願望與恐懼對知覺產生的影響
第十一章 認知失調與國際關系
第四部分 初步的結論
第十二章 最大限度地養活錯誤知覺
參考書目
人名索引
主題索引

編譯這套書，是我們多年的心願。

二十多年前，中國國門打開。中國向世界開放，主要是向西方開放。西方的思想文化通過各種渠道通入，這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的又一次“西學東漸”。比起前幾次“西學東漸”來，其規模和內容都擴大和豐富了許多。在眾多的“西學”中，關于國際關系的西方學說佔了一塊相當突出的位置。這個現象很值得研究。追想前一次“西學東漸”，即上個世紀的“五‧四”時期，很少有西方“國際關系學”進入中國。這與當時中國基本上還是听任列強宰割的國際地位有關。“救亡”都還來不及，何能奢談“國際關系”？不過，盡管在那麼困難的環境中，還是有一些介紹歐洲外交史的著作問世。武漢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還專門開設了國際研究課程。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來，“西學”中的國際關系學說得以在中國較大規模地傳播，恐怕與美國的力量（亦可稱其道“硬力量”和“軟力量”的綜合）和中美文化交流活躍這一現實際有關。“西學”中的國際關系學說儼然就是美國的國際關系學說。“以美國為主”是這一次“西學東漸”的一大特色。

然而，美國並不是我們現在所接觸的西方國際關系學說的發源地。三百多年前，在歐洲出現了近現代國際關系體系的基本框架時，美國尚未立國。北美還是英國的殖民地。稍後一些，當歐洲的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在構築政治學和國際關系學說的一些基本理論時，美國還在忙于地理上的拓荒。當時美國入對世界的了解並不比閉關鎖國的中國人多。

美國真正成為西方國際關系學說的重鎮，其發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因為歐洲已不是國際政治的中心舞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是這一中心舞台向歐洲的兩側轉移。待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美國從歐洲“引進”了一批重量級的國際關系研究者和實踐者，再輔之以雄厚的資金支持，“國際關系學”便在美國得到了真正的大發展。當然，這與美國的超級大國地位以及美國的全球戰略需要有直接關系。這便是20多年前中國國門打開，又一次“西學東漸”時中國人面對的那種美國國際關系學派林立，文章汗牛充棟的蔚然大觀。再到美蘇“冷戰”結束，美國成為惟一支配性的超級大國之後，其話語霸權在國際關系這一領域中就更加明顯了。這一顯然攜帶著巨大的歷史慣性力量的現象，隨著“全球化”，還在持續顯現。

不過，于那些需要對世界有盡可能透徹了解的當代中國人，尤其是致力于學習國際關系的青年學子來說，要緊的是了解一些本源的東西，如西方的文明史，擴張史，國際關系史，以及背後的基本觀念和思想，或謂陳樂民先生多次提醒的，要注意西方“精神的歷史”。這種“精神的歷史”當包括西方國際關系學說的本源性思考在內。這一本源性問題，實際上是西方學說的核心價值觀。它們產生在歐洲，後來又被一代代美國學者們繼承了。我想，這就是為什麼劉同舜先生在為《當代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作序時，特別地指出“就核心概念的歸納和理論框架的錘煉而言，英國學派的‘國際關系’、‘國際社會’和‘世界社會’的哲學基礎、歷史底蘊和分析方法，較之‘主流’的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似高出一籌”。

所以說，我們現在翻譯出版的這一套書，是在介紹西方國際關系的“精神的歷史”。這些書是西方學界認可的真正的“經典之作”，被作為“經典教材”一版再版，不斷成為西方國際政治課堂中的必讀書目，並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西方國際政治戰略人士、外交家和學者。現在我們看到的國際關系的各種表象，西方大國的外交政策，戰略考慮，其實都出于他們的“精神歷史”的本源。西方的大學，包括美國大學的課堂，並不數典忘祖。他們講授政治學理論和國際關系理論，亦多要從古希臘講起。現任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管理學院院長的約瑟夫‧奈是曾用了大工夫，把修昔底德的一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翻爛吃透了的。這是他們精神家園的最終皈依。我們要了解西方，不能不了解他們的精神家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