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與中國知識分子的關系問題是近年來中國學術界討論的熱點之一。中國的這一討論關涉兩個主體，一是討論者本身作為中國人而構成其認知主體，二是被討論的對象亦為中國人而實乃其行為主體或實踐主體，在此則被視為對象主體。這兩個主體因其「中國人」之共性而可能有種種獨特的體認、溝通、共鳴或共識，卻也有其不可避免的「主觀性」和局限性。因此，用一個外國人的眼光來審視、評說中國知識分子與基督教的關系，或許能超越主體、主觀之限而達到某種「客觀」的審視、或另一種評說，從而使我們感到耳目一新，促成我們多視角的反省及反思。
《論基督之大與小》一書，就是從外國人的角度來看中國、從西方人的立場來看東方及東、西文化交流的一種嘗試。這部著作是奧地利青年學者雷立柏博士研究20世紀上半葉中國知識分子對待基督教之不同態度和選擇的讀書筆記、隨感和評議。他閱讀了大量的文獻資料，對自19世紀末至20世紀50年代有關中國知識分子論述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著作和論文進行了梳理、分析，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和評論。其涉及面包括對基督教有好感的知識分子、基督新教知識分子、天主教知識分子以及相關著作，故有一定的系統性和涵蓋面。當然，這一研究對雷立柏博士來說僅僅是一個開端。在20世紀上半葉關於基督教與中國之浩如煙海的文獻史料中，其涉獵亦自然有限。因此，雷立柏博士的論述及評說只是一種初步的感想或印象，不一定特別准確和周全。但其研究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視域，一種迥異的感覺以及一種對話的可能。思想文化交流的深層次發展需要一種雙向溝通和換位思維。可以說，雷博士的著作乃提出了這一話題、表達了這種意向，所以其意義也就遠遠超出了他在文中所陳述或表露的觀點及看法。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關系頗為復雜和敏感，中國知識分子眼中的基督教自然也大有區別。對其褒貶臧否各有不同，這在今天仍是事實。雷立柏博士長期受到西方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文化的浸潤、熏陶，其對中國問題的研究亦強烈地體現出這種西方主體性和基督教思想文化背景。因此，他提出的一些觀點或推出的一些結論，我們可以進一步加以商榷、推敲，甚至可以展開對話和爭論。而中國現代學術的不斷擴大和延伸，亦可使雷博士獲取更多的信息，了解更多的進展，從而也不斷矯正、完善自己的看法，彌補其不足。不過，對於我們中國學者來說，他的研究的確給我們帶來了啟迪、提供了思路，也使我們在研究20世紀上半葉中國知識分子之宗教態度和中國基督教之文化人等方面獲得了一些重要線索。由此而論，這一借鑒、比較和對照又是必要的、值得的。基於上述考慮，我們在《宗教與思想》叢書中收入了雷立柏博士這一獨辟蹊徑的研究專論，旨在一種參照、對比和反思。因此，這部著作的立論和分析並不代表我們的觀點，卻值得我們去分析、思考和探究。這也是中國學術界與國際學術研究「接軌」的應有姿態和必要方法。在「全球化」的當今發展中，我們鼓勵學術研究上的這種全球意識和廣遠視域。而在放眼看世界、認清自我定位的過程中，我們的外國朋友亦會得到更多的機遇來更深入、更准確地認識中國、了解中國人、體會中國文化。這樣，思想文化溝通和交流之路則會越走越寬，其參與者也會越來越多。
思想文化研究仔有一個處境解釋學的問題，客觀而卓有成效的研究往往在於研究者本身處境和研究對象之存在處境的雙向對應及契合。在此會存有「合理的偏見」，亦展示著開放的態勢。正確而可靠的「解釋」往往依賴於對「外境」的真實體認和准確把握。這種「外境」既是歷史的、又是現實的，既是主體的、又是客觀的。我們應該以此立足來展開西方文化或中國文化解釋學的研究，既尊重「主體」的首創、又克服「主體」的局限，以達到一種認知意義上的升華和超越。在宗教與思想的研究領域中，讓我們努力克服那種「共在之獨白」，而推進雙向理解和真誠對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