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

第一章 改組:俄共體制的引入與變異
一 改進與改組
二 三民主義為體，俄共組織為用
第二章 改組後黨員的社會構成與基層組織
一 黨員的社會構成
二 基層組織的實態
第三章 從“容共”到“容國”
一 兩黨對相互關系的認知和表述
二 中共的話語強勢
三 組織運作及權勢易位
第四章 蛻變:革命黨向執政黨轉型
一 清黨與國民黨黨員逆淘汰
二 黨民關系與階級基礎
第五章 工人、資本家與國民黨
一 勞資糾紛案例經緯
二 勞方、資方與黨方
三 《勞資爭議處理法》的修訂
四 討論與思考
第六章 黨治結構:法理形態與實際形態
一 中政會與中常會
二 黨治與軍治
第七章 黨政關系:黨治在地方層級的運作
一 黨政關系的制度演變
二 黨政糾紛與黨權低落
第八章 政治錄用:黨員對政治資源的控制程度
一 黨義治國還是黨員治國
二 入黨與入仕的實際關聯
第九章 黨的派系化與派系的黨化
一 國民黨派系的政治闡釋
二 力行社:派系黨化
三 CC系:黨與派的雙重面相
四 支撐與內耗
第十章 戰前黨員群體分析
一 組織規模與組織基礎
二 黨員的社會構成
三 黨員的社會形象
第十一章 黨政團:戰時體制的調整
一 二元頡頏的黨團體制
二 黨政失衡與黨權低落
第十二章 戰爭泥淖中的黨機器
一 黨勢擴張與黨員構成的變化
二 戰時黨員吸納機制
三 戰時基層組織
第十三章 “六大”前後的派系政治與精英沖突
一 中央委員的派系競逐
二 派系、代際沖突與體制內的自省
三 革新與自省的限度
第十四章 結論:弱勢獨裁政黨的歷史命運
參考文獻

20世紀前半期中國政治體制的一個最顯著變化，是它實現了從傳統王朝政治體制向現代黨治政治體制的轉型。國民黨政權是中圖歷史上出現的第一個黨治政權。它的建立標志著中國政治體制形態步入了以黨治國的黨治時代。

國民黨執掌全國政權20余年。以西方議會政黨而言，一黨連續執攻20多年甚為鮮見。但以中國傳統王朝而論，執政20余年只能算是一個短命王朝。在中國，國民黨的黨治為什麼會這麼快就趨子衰竭？這幾乎是所有國民黨史研究者都曾思考過的嗎題。

自國民黨執政以采，它最受貶斥和非議的要算其一黨獨裁的黨治形式了。一黨獨裁也許不得人心，但未必會使圖衰民敝。世界上一些政黨的黨治經驗表明，以黨治國不失為一種加強國家統治權威和穩定社會秩序的有效政治制度。據亨廷頓的研究，在“二戰”以後新起的一些發展中國家，一黨制較之多元政黨體制能使國家更趨于穩定。

在人們的觀念中，獨裁常與強權相關。實際上，獨裁政黨亦有強弱之分。國民黨是一個老黨，一個大黨，但卻從來不是一個具有嚴密組織和高度內聚力的政黨。國民黨雖然具有強烈的一黨獨裁和政權壟斷意識，但其“黨力”相對于中國的國家規模而言，並不強大。其黨的組織長朝處于派系紛爭和軟弱渙散的狀態中，其離散而有隈的“黨力”在相當程度上制約了它訓政的力度。國民黨只是一個弱勢獨裁政黨。這樣的黨如果沒有強勁的竟爭對手，也許還能勉強維持其統治，但它所面對的恰恰是一個具有高度社會動員能力和組織內聚功能的中國共產黨，故其勝負也就可想而知了。

政黨史的研究對象，大致可分為兩個方面︰一是“黨治史”，一是“治黨史”。“黨治史”主要指一個政黨從事政治運動和政治斗爭的歷史。對一個執政黨而言，則主要表現為其控制和行使國家統治權力的歷史。而“治黨史”則主要是指一個政黨自身組織建設、組織管理和組織形態演變的歷史。應該說，無論哪一個政黨的歷史，均有“黨治”與“治黨”兩個相互關聯的方面，只有這兩個方面的統卞，才是一部相對完整的黨史。

鑒于既往的國民黨史研究較多關注“黨治史”的一面，本書特以國民覺的“治黨史”為重點，著重考察國民黨的組織結構、黨員的社會構成、政治錄用體制、黨政關系、派系之爭與黨內精英沖突、黨民關系與階級基礎等問題。在研究方法土，本書嘗試從社會史的視角切人，將政治史與社會史結合起來，將國民黨史放在更為廣闊的社會歷史變遷的背景中來描述－也許這會顯得鮮活和豐滿一些。

本書將研究對象的時限設定在1924~1949年。1924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是國民黨歷史上的一大轉折點。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列寧主義政黨的組織模式之引入；二是“以黨建圖”、“以黨治國”的“黨治”理論成為定制。1924年以後，國民黨由一個區域性的執政黨逐漸發展為一個全國性的執政黨，直至1949年終結。在此期間，國民黨的組織形態和運行機制對該時期中國政局的演變有何影響，亦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在資料來源上，本書主要依據國民黨自身形成的文獻檔寒輛出版物，以及當時國民黨人自己的看法，同時兼顧和參考體制外各方對國民黨的觀察性言論。盡管國共之爭已過去半個多世紀，但目前海峽兩岸學者對這一段歷史的看法還存在較大分歧，其中難免潛存兩黨意識形態之爭趵余緒。鑒此，筆者在寫作過程中，盡量約束自己不作無史料根據的議論，敘事立論力圖提供較為充分的事實依據。

本書是在博士後報告的基礎上修訂而成。1993年我從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調至武漢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工作，次年從章開沅先生攻讀博士學位，1997年獲得博士學位後，轉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進行為期兩年的博士後研究，出站後留所工作。修業問學期間，得到導師章開沅先生和楊天石教授的悉心指導，在此謹致以最誠摯的謝意。

在本書撰寫和修改定稿過程中，曾業英、張海鵬、耿雲志、虞和平、徐輝琪、劉志琴、汪朝光、徐思彥、楊奎松、茅海建、馬敏、朱英、徐秀麗、黃畚生、謝維等教授，或給予觀念和學理上的啟發揩引，或詳予審鬩和指正初稿，本人獲益良多，衷心銘感。近代史所博士後站和科研處的孫思源、李桂華、劉紅、陳于武、寇偉等同志對筆者給手多方面的關心和支持，近代史所圖書館的各位同仨不辭辛勞為本書資料的搜集提供了極大的幫助。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馬振犢副館長以及郭必強兄、曹必宏兄、張克森兄為本人查檔給予諸多關照，謹此一並深致謝意。

多年來，內子萬菁對筆者的研究和寫作一如既往地給予支持，初長玟的女兒對其坐冷板凳的父親亦能予以幾分同情與理解。本人得以專心問學，大概與這種“小環境”不無關聯。

感謝華夏英才基金為本書提供出版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