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夏，金克木先生發表一篇文章，從美國女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名著《菊與刀》談到比較文化和比較哲學。文章寫道：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德日敗局已定，美國亟需制定戰後對德、日的政策。對德國，美國比較了解，政策也比較明確，即武裝占領，直接管制。對日本，美國不太了解。當時有兩大問題需要研究：第一，日本政府會不會投降？盟軍是否要戟日本本土而采用對付德國的辦法？第二，假若日本投降，美國是否應當利用日本政府機構以至保存天皇？為了回答這兩個問題，美國政府動員各方面的專家、學者研究日本，本尼迪克特這本書就是受美國政府委托（1944年）研究的成果。
她根據文化類型理論，運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把戰時在美國拘禁的日本人作為調查對象，同時大量參閱書刊和日本文學及電影，寫成報告。報告中推斷出的結論是：日本政府會投降；美國不能直接統治日本；要保存並利用日本的原有行政機構。因為日本跟德國不同，不能用對付德國的辦法對付日本。戰爭結束，美國的決策同這位人類學家的意見一致，事實發展同她的預料和建議一樣。
1946年，本尼迪克特把這份報告整理成書出版，立刻在日本引起強烈反響。1949年初被譯成日文，1949年至1951年，日本幾家雜志約請專家舉行座談，對此書進行評論，有的並出版了特集。
「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徵，「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但本尼迪克特在以此命名本書時，似乎並未從這種含義出發，而是以「菊」和「刀」來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雙重性（如愛美麗又黷武，尚禮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頑固，服從而又不馴等等），由此入手，進而分析日本社會的等級制及有關習俗，並指出日本幼兒教養和成人教養的不連續性是形成雙重性格的重要因素。著者把日本文化的特征概括為「恥感文化」，認為它與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其強制力在於外部社會而不在於人的內心。對於這些觀點，有些日本社會學者評價很高，認為表現了「深刻的洞察力」。有些日本歷史學者則不同意，認為作者把特定時代、特殊社會集團的社會心理當作「日本人」的普遍心理，在方法論上有非歷史的和超階級的缺點。評價雖然不同，影響很大則是事實。1951年此書被列入日本《現代教養文庫》，至1963年已重印三十六次。1982年出版的一本介紹「日本學」名著的書中稱贊此書是現代日本學的鼻祖，是文化人類學者研究日本的經典性著作。1986年一篇綜述戰後日本研究狀況的文章列舉七種代表性觀點，說《菊與刀》是令人注目的一種。凡此都表明，此憶影響至今不衰。
顯然，把這本書譯成中文是值得的。經了解我國解放前後均無此書中譯本，乃決定動手翻譯。所據英文原著版本是：The Chrysanthemum and Sword,By Ruth Benedict,The River-side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1946;並參照了長谷川松治譯日譯本《菊と刀》，社會思想社會性，《現代教養文庫第16種》，昭和三十八年第36次印刷。英文原著者注照譯或照錄，日譯本注及中譯者的補注則分別加「日譯者」或「譯者」字樣。原著有鳴謝及索引，中譯本從略。
現在，國際上出現「日本文化研究熱」，諸說並陳，頗有令人眼花繚亂之感。我國一位學者舉出六種主要學說並加以評論，本尼迪克特的「恥感文化」被列為第一種。關於這本書的評價自應留給讀者。這里我們提出的是：所謂「文化」，其含義既有廣義、狹義之分，也有觀點不同之別。從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看來，文化屬於上層建築，其核心是社會意識形態，它反映經濟基礎並受經濟基礎的制約。但文化又有其相對的獨立性，各民族的文化各有其歷史形成的特點並反作用於經濟基礎。金克木先生說：文化就是「國情」，就是「國民性」，日本文化就是「日本人」；他希望，研究各國社會，不僅要「找尋決定性的物質因素」，而且要「探討起重要作用的精神因素」，不是只得出「抽象模式」，而且要發現「具體典型」。這段話很有啟發。實際情況表明，同是封建主義，不僅東西有別，而且中日也不同；同是資本主義，也各有其特色。這種差異就是民族特征，其形成有歷史的文化背景，其表現則為特殊的文化形成。如果這樣理解不錯，那末對民族文化的研究自應從歷史背景上考察，在普遍性與特殊性的聯結上下功夫，其結果也必將大大豐富和加深歷史唯物主義的內容，推進對各國歷史和現狀的研究。本尼迪克特是在日美交戰情況下研究日本的，她只能憑借間接資料進行「遙研」。中國人對日本實感最深，關系最密，兩國文化又有悠久的歷史淵源，當然更有條件，也更有必要研究日本文化，這正是我們翻譯此書的動機。至於翻譯質量，限於水平和精力，難免舛誤，敬希指正。
魯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987年生於紐約。原姓富爾頓（Fulton），其祖先曾參加美國獨立戰爭。她本人大學時期主修英國文學。1919年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人類學，是Franz Boas的學生，1923年獲博士學位。1927年研究印第安部落的文化，寫成《文化的類型》（Patterns of
Culture，1934年出版）一書。1940年著《種族：科學與政治》（Race:Science and Politics），批判種族歧視。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從事對羅馬尼亞、荷蘭、德國、泰國等國民族性的研究，而以對日本的研究，即《菊與刀》一書成就最大。戰後，她繼續在哥倫比亞大學參加「當代文化研究」，於1948年9月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