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女人自己說話︰親歷戰爭

讓女人自己說話︰親歷戰爭
定價:208
NT $ 181
 

內容簡介

“讓女人自己說話”,是建構婦女史的基本原則;發出“女性的聲音”,在今天社會中兼有政治的和學術的雙重使命。找回和重建女人的歷史,不僅是史學的需要,更是女人找回自我,確立自主、自信的人生的必要基石。于此,海外女性主義學者已經有大量的研究成果。這些研究主張從女人的立場出發,用女性的視角分析資料,“將婦女置于歷史的主體地位來研究,通過重現一向被忽視的婦女的聲音和視角,向男權文化為主導的傳統史學挑戰。”

在中國大陸這塊土地上做婦女口述史,是因為我們的社會和我們的史學中同樣存在著如上問題。長期以來,女性一直是作為社會弱勢群體被認知、女性的話語權利和能力一向被忽視、女性的聲音很少得到學術界特別是史學界的關注,鑒于此,在我們這里,發掘和記錄女性的歷史經歷和她們的聲音,成為建構婦女史的重要部分。

本書收入記述了中國婦女親歷土地革命、抗日戰爭等歷史事件中的經歷:包括“蘇區︰翻身鬧革命”、“長征︰坎坷戰士路”、“邊區︰大後方的女人們”、“親歷南京大屠殺”等。
 

目錄

總序 李小江
體例說明
導言 李小江
土地革命中
蘇區︰翻身鬧革命 林頌華訪錄、整理
土地部長黃發桂
婦女部長王泉媛
組織部長萬香
慰勞隊長李友秀
洗衣隊長謝桂香
紅色宣傳員鐘帶發
兒童團員溫祿金
婦女主任危秀英
長征︰坎坷戰士路 李浩訪錄、整理
做一個優秀的人、英雄的人
從童養媳到女戰士
婦女先鋒團的蹤跡 榮蘭聲等訪錄 李小江整理
團長︰乞討回家鄉
營教導員︰輾轉回延安
排長︰跑哪兒都沒有我們的人
幸存者的責任
紅軍與“紅留” 張斌、周啟雲、許孔玲訪錄 李小江、許孔玲整理
湘贛老區︰平江起義前後
中央蘇區︰主力紅軍走後
大別山區︰紅軍撤走以後
抗日戰爭中
邊區︰大後方的女人們 岳瓏、秦燕訪錄、整理
匯集在這塊貧瘠的土地上
民族有難,匹婦盡責
家破人亡,流離失所
苦難與創傷
難卻母子情
在戰爭環境中成長
新觀念,新生活
冀中︰拉鋸戰中的“堡壘” 尚曉層、趙愛素訪錄、整理
走出家門︰不能看著日本鬼子端咱的窩
婦救會︰救中國、救窮人、救自己
撫傷︰婦女們在死尸中尋找傷員
支前︰“解放了的婦女累死也應該”
堡壘戶︰“從來沒睡過一次安穩覺”
參戰︰我們拿針的手,也拿起了手榴彈和紅纓槍
生產自救︰耕地、織布、當模範
深重災難︰眼淚呀,直往下流
抗聯女兵︰戰斗在白山黑水間 張桂華、全信子、徐永之訪錄 張桂華整理
沖出家門︰“到自由的地方去”
艱難歲月︰“革命”兩字在心里分量最重
千屈百冤︰“死也要死在部隊里!”
在戰爭中︰“哪個不比我小孩重要?”
永遠的傷痛︰(侵華日軍)“慰安婦”證言 陳麗菲訪錄、整理
海南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幸存者
“我是個苦命的人”
“是日本兵害我沒有兒子”
雲南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幸存者
“我心里有好多話,說不出來”
湖北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幸存者
“我堅決要求日本認罪、賠償”
歷史事件中的個人記憶
親歷“南京大屠殺” 李萍、姜愛軍訪錄、整理
“這是永遠也抹不掉的一段!”
“我們不知道日本兵會殺人!”
追記山西女兵連 郗勝利、範春艷記錄 李小江整理
“女兵連奠定了我一生的基礎”
沂蒙山“紅嫂” 任青雲、許孔玲訪錄、整理
“俺那個小孩叫‘和平’”
“六姐妹”話當年
“累呀,恨不用用膝蓋走”
與公雞拜堂的新嫁娘
重慶渣滓洞“女牢” 何力訪錄、整理
女牢中惟一的幸存者
感同身受︰幸存者的家人
附錄
“20世紀(中國)婦女口述史”項目參與人名單
“20世紀(中國)婦女口述史”主要參考書目
 



口述是人類知識傳播和史家記錄歷史的一種古老的方法,只是在文字化的文明過程中日漸被人輕視了。20世紀下半葉,口述方法重新引起史學界的重視,與兩個因素有關:一是史學觀念的變革,在“平等”觀念的推動下,將史學研究範圍從帝王將相擴展到人民大眾,從主要是對改朝換代的記錄進入到尋常百姓生活;二是科學技術的介入和錄音設備的使用,使得“真實的記錄”成為可能,有效防止了傳述的誤差或篡改——口述史(Oral History)應運而主——1948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Allan Nevins教授第一次使用了“口述史”這一概念,並在該校創立了口述史研究中心。

半個世紀以來,口述方法在史學界被廣泛使用,它打破了單純以文字資料為資源、以史學家為代言人的傳統史學規範,讓“事件”的參與者直接對“歷史”說話,將生命體驗融入史學,不僅可以填補文獻資料的不足,校正認識偏差,而且有可能使歷史展現出有血有肉的“人”的個性特征。在史學界享有盛譽的英國口述史學家Paul Thomson教授認為:“口述史學是關于對人民生活的詢問和調查,包含著對他們的口頭故事的記錄。……對話訪談意味著學術機構與外界、專家與平民大眾之問界線的突破。‘重新發現歷史’本身變成了一個廣泛合作的過程,其中非專業人士起著關鍵作用。……簡而言之,口述史就是人民的歷史。”

口述方法在我國史學中的運用也由來已久,從孔子的《論語》“述而不作”到司馬遷《史記》中的“荊軻刺秦王”,屢見蹤跡。唐德剛先生認為玄奘的《大唐西域記》、朱元璋的《七修類稿》,以及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的“供詞”都是“我國傳統口述歷史中的上品”。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將史料分類,有一類正是“傳述之口碑”。唐德剛于1957年起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開始做中國口述史,已完成《胡適口述自傳》、《李宗仁回憶錄》、《顧維鈞回憶錄》等。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自1959年12月起有計劃、有組織地做了民國重要人物訪談,訪過七十多人,自1982年起以“口述歷史叢書”形式發表。

在中國大陸,20世紀50年代的民族識別、60年代的村史、方志整理和文史資料整輯工作、70年代在婦聯系統內做的婦運史凋杳等等,都采用了口述方法;但因為缺少錄音設備的參與,多半以筆記為主,加上政治運動的影響和意識形態制約,不同程度影響到相關資料的可信度和可續性。20世紀80年代後期,張辛欣、桑曄的《北京人:一百個普通人的自述》和馮驥才的《一百個人的十年》面世,被看作是利用現代技術手段用口述方法記錄歷史的有益嘗試,但主要是文學工作者而不是史學界內的動作。80年代中期,楊立文教授在北京大學歷史系開設“口述史選修課”,首次在我國高校中系統介紹口述史學;北京社會科學研究所鐘少華先生自1982年起采用口述方法,做過一百五十余位80歲至96歲有成就的科學家的錄音采訪,他的口述史專著《早年留日者談日本》的出版,以及楊、鐘二位先生對近、現代以來口述方法在我國史學領域中的運用所進行的梳理——所有這些,為我們今天的相關研究提供了難得的本土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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