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前後之晚清政局

甲午戰爭前後之晚清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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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本文目的,在觀察甲午戰爭前後,中國內部情勢演變之過程,明其所以為近代史上一轉捩點之故,以求與遠東國際局勢之演變相表里。

甲午戰爭中國之所以失敗,其內政上之基因,在於前此三十年間自強運動之未能大規模積極進行。推究其所以然,可得三大線索:其一,則由於一般認識之不足,致使求自強之洋務工作,飽受牽制,而李鴻章尤成守舊士大夫之矢的;其二,則由太平天國起事後,漢人新興勢力之崛起,使滿清帝國在事實上漸由中央集權變為地方分權,變為地方分權, 以致不可能形成一領導全國之有力核心,遂使自強工作大受限制;其三,則北京滿人統治集團內亦始終有矛盾,而漢人士大夫之門戶黨援又從而推波助瀾,遂使中央政府以內亦日趨日趨分化,而自強工作乃益難推進。 有此三端,甲午一戰遂終食其果,後此政局形勢乃迥異於前。

甲午戰爭歷時年余,其間政局變遷之大瑞有四:其一,則李鴻章與淮軍在日本與清流主戰派夾擊之下,聲名掃地,,大為失勢,其三十年來在中國之首要地位,從此淪落。二,則受抑十年之清流勢力,在戰爭期間又東山再起,翁同一系,尤為之重心,上結德宗,外聯湘軍,一方面猛烈打擊李鴻章之主和,與淮軍之戰敗;另方面則力攻其十年來之政敵孫毓汶等,皆獲相當成功,但其主戰政策,則為太後所抑,亦由其惟事高論,無術挽敗局也。其三,則經此一戰,德宗與太後之見解益分歧,而宮廷內之矛盾亦愈演愈烈,「帝黨」、「後黨」之對立,乃逐漸表面化。其四,則經此一戰,中國軍隊之弱點畢露,於是北洋新軍,遂於戰爭末期,創建於小站。

戰爭以後,外患日張,國勢日頹,中國政局遂失其穩定性。李鴻章既去,北洋軍權漸歸榮祿,而袁世凱接統新軍,大加整頓,亦漸露頭角。中樞則翁同主政,而清流勢力因康梁維新運動之大起,又趨分化,上與宮廷矛盾相結,於是帝後黨爭益烈,遂終爆發戊戌之變,大局從此益不可問。而革命勢力,則始於甲午,乙未間萌芽海外,隨時勢之推移,逐漸孳長,遂終成傾覆滿清帝國之先驅矣。
 

目錄

引言
第一章 甲午以前政局概觀
第一節 洋務運動與守舊勢力之沖突
第二節 滿清統治者對漢人新興勢力之猜防
第三節 宮廷矛盾與朝臣黨爭
第二章 自發端至宣戰
第一節 李鴻章之觀點與措施
第二節 主戰派士大夫之觀點
第三節 中樞態度之演變
第四節 北洋內情
第三章 戰爭初期一意作戰時期
第一節 主戰派之政治攻勢
第二節 中樞之爭議
第三節 前敵人事摩擦之影響軍事
第四章 和戰並進時期
第一節 中樞人事之重要更動與主戰派之作為
第二節 和議之醞釀及其成熟
第三節 李鴻章與淮軍之失勢
第四節 軍事上之難題與新式陸軍之創始
第五節 宮廷問題與政局之關系
第五章 和議之成與主戰派之掙扎
第一節 議和時期
第二節 和約之批准與互換
第三節 和後余波
第六章 戰後政局新形勢
第一節 北洋局面
第二節 中樞政況
第三節 新興勢力之崛起
結論
(參考書目)
 

《甲午戰爭前後之晚清政局》是石泉教授受業於陳寅恪先生時所寫的研究生論文,完成於1948年,至今已有半個世紀。在歷經歷史風雨塵埃的沖刷掩埋之後得以問世,是一件值得慶幸、令人欣慰的事。石泉教授命我贅序,非我學力所能勝任,但也不敢固辭,謹將讀後之所感所得,述其概要,借以應命。不當之處,望石泉教授和讀者指正。

據作者自序,這部書稿開始構思於1944年。這一年已是抗日戰爭的第七個年頭。國民黨政府軍在豫湘桂大潰退之後,日軍兵臨貴州獨山,雲南震撼,川康不保,作者仍力學不輟於炮火聲中,所深入周密審視研析者,乃半世紀前如斯一段歷史,而所欲探明者則是:「何以中國與日本同於19世紀60年代起,仿效西方,而二十余年後,以甲午戰爭為標志、竟乃成敗判然,國際形勢`國內政局皆因之發生重大變化,下啟我國以後更為動盪之歷史新階段」諸問題,作者對此「擬尋究其所以然之故」(引文見作者自序)。可見,在作者心目中,甲午一戰不僅導致中國國內政局、國際環境發生重大變化,而且更為此後更大動盪之造因,是為中國近代史上之關鍵性事件。所以,要懂得當代中國,不可不於此著手。簡言之,作者是為深入認識當時的現實而研析這一事件的,尋究其前因後果、表相底里,借以求得歷史與現實相統一的通解通識,進而對當時的國情世態加深認識,知其然並知其所以然,知其源流、真況,而叉明其發展趨勢。從這里,我們看到,石泉教授在當時抓住這一課題孜孜以求,正是將民族命運、學術工作和個人人格心志二者合而為一,「述往事,思來者」(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本董生國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覺之任」(陳寅恪:《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書後》),通過自己的研究工作{盡自己的職責。這種合「身」、「心」、「家」、「國」為一體,集「沉靜學者」與「熱血志士」兩種身份於一身的學風,遠承屈子「憂國問天」、史遷「疾世著述」白勺優良史學傳統,近則直接得自寅恪先生的言傳身教,其跡十分明顯。下面謹舉數例,闡明石泉教授對寅恪先生學術之薪火傳繼。

人所共知,寅恪先生早年以治唐史著稱。所以如此,固自有受往日留學諸國(日、美、德等)漢學界學術風氣影響一方面原因(這一點這里不能展開),然而更直接更重要的原因,則在於先生認為,近代中國國勢與唐代極為相似,因而治唐史有助於了解近代中國這樣一番道理。這一點,先生曾在1944年向學生講授「隋唐史」課程時有所說明。當時聽課學生李涵有記錄雲:「應將唐代看作與近百年史同等重要的課題來研究」。「中國之內政與社會受外力影響之巨,近百年來尤為顯著」,而「唐代與外國、外族之交接最為頻繁,不僅限於武力之征戰與宗教之傳播,唐代內政亦受外民族之決定性的影響。」又說:「近百年來中國之變遷極速,有划時代的變動,而唐代的變動也極為劇烈迅疾,如天寶以前與天寶以後便大不相同。」(以上引文見石泉、李涵《聽寅恪師唐史課筆記一則》,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編:《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百年學術論文集》第34頁)唐代與近代這般相同的變動,又共同地為受外力及外部與內部相互影響所致,可見,寅恪先生攻研唐史與唐代之頗為相似於近代中國關聯極為緊密,說先生為了進一步深入理解、認識近代與現代中國而研究唐史,應不是無稽之談。石泉教授研究甲午戰爭前後之中國政局,與寅恪先生欣然同意指導此項研究,其間固皆有共同的內在學術思想淵源,而又共同地為現實感受所驅動,這也是十分明顯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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