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書門下體制研究:公文形態‧政務運行與制度變遷

唐代中書門下體制研究:公文形態‧政務運行與制度變遷
定價:150
NT $ 131
  • 作者:劉後濱
  • 出版社:齊魯書社
  • 出版日期:2008-01-01
  • 語言:簡體中文
  • ISBN10:7533313526
  • ISBN13:9787533313524
  • 裝訂:平裝 / 380頁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內容簡介

本書是關于唐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準確地說,是關于唐代政治體制變革的研究。從所針對的問題來說,表面上是一個老大難的問題,但提出問題的角度卻與一般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有所不同,更不同于傳統的職官制度史。政治體制是一個現代政治學的概念,從政治體制的角度分析中國古代不同時期的國家權力結構及其運行機制,進而取代傳統的職官制度史,已經成為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中的重要學術取向 。僅就唐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來說,許多方面都取得了進展。在陳寅恪、岑仲勉、嚴耕望、唐長孺、谷霽光、陳仲安等前輩學人以及內藤乾吉、礪波護等日本學者研究的基礎上,在職官、軍事、法律等制度方面,近年都有一些高水平的論著發表 。本書是在廣泛吸收學術界相關實證研究和理論探索成果的基礎上,對唐代政治體制的整體運作機制及其變遷進行初步的探討。
 

目錄

總序

前言
第一章 導論
 一、唐代三省制研究的學術積累與新問題的呈現
  (一)、三省制研究基本面向的奠定
  (二)、三省制基本問題的展開與新問題的呈現
 二、本書的研究取向
  (一)、從公文形態的變遷看制度的演進
  (二)、隋唐政治體制演進的基本線索及“中書門下體制”的歷史定位
第二章 唐以前的公文形態與制度變遷
 一、從蔡邕《獨斷》看漢代公文形態與政治體制的變遷
  (一)、《獨斷》有關公文書內容的文獻考釋
  (二)、漢朝奏事文書形態的演變與政治體制的變遷
 二、奏案的形態與魏晉南北朝的政務申報與裁決
第三章 三省制下中央機構的公文運作
 一、奏抄的文書形態及以門下省為中心的公文運作
  (一)、奏抄的文書形態和應用時間
  (二)、門下省對上下行文書的審署申覆
 二、制(詔)敕文書的成立及以中書省為中心的公文運作
  (一)、隋朝內史省的內外建制及其起草宣行詔敕的職權
  (二)、唐前期中書舍人的主要職掌
  (三)、中書省對“王言之制”的宣署申覆
第四章 使職發展的文書體現與中書門下體制的確立
 一、唐前期使職差遣的發展
  (一)、唐高宗武則天時期統治形勢的變化與使職差遣的發展
  (二)、六部和寺監機構使職化的出現
 二、使職行用的文書及其運作機制
  (一)、使職與狀的應用
  (二)、使職所上文書的裁決機制與中書舍人參議表章
 三、中書省地位的變化與政事堂裁決政務
  (一)、中書省地位的提高和職權的轉換
  (二)、政事堂裁決政務及其實體化
 四、中書門下體制的建立
第五章 中書門下體制的結構與運作
 一、中書門下的機構建制
  (一)、中書門下作為一個常設機構的法律定位
  (二)、五房與堂後官
 二、使職行政體制的確立及其運作機制
  (一)、安史之亂及其後的戰爭環境造成的行政體制的變化
  (二)、唐後期使職行政體制的確立
 三、三省職權與地位的轉變
  (一)、尚書都省機構和職權的變化及其與中書門下之關系
  (二)、中書省機構和職權的變化及其與中書門下之關系
  (三)、門下省機構和職權的變化及其與中書門下之關系
 四、中書門下體制下中央與地方關系的新格局
第六章 中書門下體制下的宰相制度與中樞格局
 一、中書門下體制下宰相制度的演進
 二、中書門下體制下的中樞權力格局
第七章 中書門下體制下的奏事文書與政務裁決機制
 一、奏狀與中書門下的商量處分
  (一)、從奏抄到奏狀——政務申報與裁決文書形態的轉變
  (二)、奏狀的呈遞機制與中書門下的商量處分
 二、敕後起請與商量狀的應用
  (一)、敕後起請的文書形態
  (二)、兩稅法的實施與敕後起請的應用
  (三)、敕後商量狀的應用
 三、樞密使在奏狀傳遞中的作用
 四、堂帖、堂案與宰相獨立裁決政務
第八章 中書門下體制下的制敕文書及其運作
 一、制書的特性及其發布程式
  (一)、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前後制書簽署程式的變化
  (二)、翰林學士、樞密使和宰相在制書成立過程中的不同作用
 二、敕旨的特性及其發布程式
  (一)、敕旨的特性和應用範圍
  (二)、敕授告身與敕旨的應用
  (三)、敕旨發布程式的變化及其意義
 三、敕牒的特性及其發布程式
  (一)、敕牒的文書特性
  (二)、敕牒的應用場合及其與敕旨的異同
  (三)、敕牒與中書門下體制的特征
結語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唐代中書門下體制研究》一書有幾個突出的特點。

一是提出“唐代中書門下體制”這一頗具開拓性的概念。開元十一年張說提請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在當時沒有引起什麼波瀾,其影響似乎還不如勸農使的設立。在《通典》、《唐會要》、《冊府元龜》等唐人或主要是輯錄唐代文獻而成的著作中,對此也都是寥寥數語。五代時修成的《舊唐書-職官志》記為︰“開元十一年,中書令張說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其政事印,改為中書門下之印也。”北宋時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用“是歲,張說奏改政事堂日中書門下,列五房于其後,分掌庶政”幾句話輕輕帶過。歐陽修在《新唐書‧百官志》中也只是把五房作了具體的交代︰“開元中,張說為相,又改政事堂號‘中書門下’,列五房于其後︰一日吏房,二曰樞機房,三日兵房,四日戶房,五日刑禮房,分曹以主眾務焉。”這些記載的共同特點,都是將這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變化看做是改變名稱而己。宋人雖然增加了列五房的記載,但對這種變化的性質和意義也都沒有觸及。這種情況一直沿襲下來。直到1972年《劍橋中國隋唐史》注意到這是把“以前宰相的會晤地政事堂改為正規的宰相官署即中書門下”。到20世紀八九十年代,國內學者開始對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予以注意,並且取得了許多積極成果,但是沒有引起隋唐史學界廣泛的注意。而對于中書門下的研究,也有一個逐步深入的過程。

“政治體制”雖說是近代政治學的概念,但是歷史上各個時期的政治體制是一個客觀存在。在中國古代政治體制中,皇帝在國家政權中的地位,中樞機構、政府機關的構成及相互關系,是最重要的兩個方面,牽涉面是很廣的。因此,對于一個時期政治體制的研究,必須是在學術界對于相關時期有關皇帝、中樞機構、政府機關等一系列問題的研究取得一定成果的基礎上才能進行。而要形成新的看法,提出新的見解,特別是提出政治體制變化這樣重大的歷史問題,那是必然要經過一個艱苦的研究過程,甚至要經過幾次重大的反復,才可能得出比較接近歷史實際的結論的。近年來對于政事堂怎樣逐步演變為中書門下,學者們分別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環節,不同的時段進行了探索,同時對中書門下的性質進行了認定。如果沒有這些成果,後濱關于中書門下體制的研究是不可能完成的。

形成某種見解,甚至提出新的概念,需要閱讀相關的歷史文獻,並且在閱讀這些文獻材料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的看法。但是這種見解還只是一種初步的概括,一種印象,甚至還只是假設。有些學人,甚至有的大師,往往把這看做是研究的終結,並寫成論著。事實證明,這樣的著作是經不起時間的考驗的。因為作為一個認識過程,還遠遠沒有完成。把初步形成的見解或假設變成為科學的結論,還需要進行深入系統的論證。這里的關鍵,是不能把初步形成的見解或假設作為出發點,只是尋找材料去進行證明,而是應該把前一階段研究作為指引繼續研究的線索,還需要下大力氣搜集各種材料,並且要尋找出合適的視角和恰當的切入點,然後進行深入的、考據和分析相結合、定量和定性相結合、局部和整體相結合的研究。在這個過程中,從史料和實際出發,系統地搜集和閱讀史料;進行深入的全面的分析,排除與之相關的反證;抓住關鍵或變化的關節點,進行細致的定量的分析,是不可缺少的幾個環節。只有扎實地做好這些工作,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才能進行最後的理論性的概括。這往往是一個從痛苦到歡樂的過程,真是“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繼則“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後濱對中書門下體制的研究也是經歷了這兩個過程。而本書展現給大家的,主要是後一個過程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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